可以說這是部典型的左翼電影，菱菱成為妓女后找到家問的路人好像是田漢扮演的。和《小玩意》中一樣，袁叢美在這部電影中仍然扮演廠主，但和實業救國的愛國者相比，這里是個反面角色，他和兩個女人玩樂鏡頭往往是在和別的進步鏡頭做對比時出現。可以說導演也是安置給他一元化的惡的色彩。 孫瑜導演自身向往鄉村生活，他的影片中往往將城市和鄉村看作一對有著深刻矛盾的對立體，而且往往將城市涂以惡的色彩，鄉村為善的色彩。這部電影和正在看的《上海摩登》有很強的關聯性。抗戰前的影片在描寫那些活在有限的城市空間中的小市民，以此來折射社會等級，并用善，惡世界之間的比較來隱喻城市和鄉村。影射上海的城市越來越染上灰暗的色調，成為反面影像；同時鄉村則日益成為電影自我指涉的城市模式的理想“他者”。即電影表現鄉村出身或者鄉村小人物，講述他們的經歷，講他們如何不斷成為城市環境的犧牲品。《天明》也是典型的如上所說的電影。前半部分黎莉莉和高占非在上海游覽，做工到被工廠主流氓盯上發生沖突，她們只能不斷的犧牲自己。片中表姐的身份也是為后來黎的崛起做對比和鋪墊，她順從惡勢力的蹂躪，不敢反抗，害人害己，最后依舊沒有得到保障，過早的病亡。黎的人物矛盾是多重的，是從單一的發展為豐富的，但她始終有反抗精神。懷念過去的鄉村生活同時也明知回不去，對菱角項鏈的回憶感覺自己被城市玷污了。最后淪落為一開始自己也鄙視的妓女形象，從不理解到理解這類群體。但革命的爆發使得她自我喚醒，她沒有繼續墮落下去，并聰明的利用自己的這一身份主動為娼幫助窮人，這一巨大改變使得這一人物層次迅速升高，性格開始豐富。幫助高脫離險境最后大義凜然的赴死，在被捕時放飛小鳥，雖然身體被束縛但心靈終于自由了，象征著在革命路上的決心和對其自由的終極信念。并要求穿著鄉村衣服，意味著不忘清純善良之普通農村女之本心。而要在笑的最好的時候開槍，笑對死亡，讓本就猶豫且有革命精神的團長更不忍心開槍，這種情感感染給團長，使得他率先反抗。結尾黎的英勇就義使得這一人物形象被升華到最高潮。 孫瑜特別喜歡讓人物用手語表達，《大路》《野玫瑰》和這部電影中的劉繼群的豬都是，這幾乎只有在孫瑜的電影中才能看到的獨特點。 而孫瑜的電影往往也有革命色彩，高一直都是一個正義的正面形象。高占非從船員身份轉為戰士，不是單純的表現勞動群眾的疾苦，更多的是鼓勵過去手無寸鐵的勞動人民勇敢站起來，與壓榨他們的惡勢力勇猛對抗。后半段經常出現的北伐信息讓人們看到了希望，（當時影片傳遞的信息是北伐最后是成功的。但如今站在現在執政黨的身份因為412事件認為是失敗的。）這是天明的主體涵義，第二層含義應該說是黎莉莉在天明時候被槍斃。這層悲劇色彩隱喻希望在前方，但通往希望的道路依舊是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