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告別了激進的60年代，美國社會再次瀕臨了崩裂離析的邊緣。動蕩的社會運動與激進思潮業已煙消云散，在青少年亞文化、同性戀、婦女與黑人的抗議運動所留存的價值中空中，以尼克松為首的保守主義再次抬頭。一個輝煌的時代也已逝去，緊接著的是一個最壞而又最為瘋狂的時代。馬丁?路德?金、肯尼迪和Malcolm X相繼被刺殺，人們開始懷疑法律和政府到底是否有用；而當警察們開始無情鎮壓那些學生和同性戀者時，人們又開始懷疑法律和政府的正義性何在，它們所擁有的權力是否也已無法節制。在激進思潮所盤踞的加州，一個新的時代似乎也將呼之欲出。那些受到歐洲新浪潮洗禮的年輕電影狂人們終于破繭而出，西部片、黑色電影等類型電影終于消失殆盡，彩色寬銀幕、實景拍攝、方法派演技逐漸成為好萊塢主流，被電影史學界稱為“新好萊塢”的時代終于降臨。這個最壞而又最為瘋狂的時代，需要一種新的類型載體與類型人物來承擔這個時代所有的陣痛與瘋癲；牛仔的狂沙疆土業已被過度文明所吞噬，犯罪分子藏匿在都市的地下世界，只是故事的一個向面；在城市犯罪率急劇上升的語境中，以往那個通常處于故事邊緣的無能警察人物終于成為時代的焦點。而“骯臟的哈里”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一個新警察的誕生“你知道他們為什么叫我骯臟的哈里嗎？因為每件臟活都會落到我手上。”哈里是舊金山城中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在影片的開頭，他正因為先發制人射殺了一個強奸犯而受到上級的處分。可千萬別以為這個城市冠冕堂皇的司法政府機構并不需要他：這是一個被犯罪所玷污、被變態性愛所浸染的城市，搶劫如同家常便飯那樣定時光顧大街兩側的商店與銀行，隨便偷窺哪家民宅，你便可以發現窗簾之后欲望的無限蔓延。在法律無法滲入的所在，暴力似乎成為了解決事情的唯一方法；雖然警署中的同仁如此敵視哈里，哈里仍然是保持他們雙手干凈的卑劣工具。由Clint Eastwood主演的哈里是這位好萊塢保守主義者所塑造的最著名人物。就影史的人物譜系來說，這部由Don Siegel導演的電影所承繼的正是由Eastwood主演、Sergio Leone導演的西部片。在那一系列電影中，Eastwood飾演了一位沉默寡言、道德虛無的牛仔；而當西部片逐漸失去市場時，Don Siegel便聰明地把這個人物移植到現代都市水泥叢林中來。于是，荒漠小鎮變成了都市高樓，小巷決斗演化成街頭火拼，牛仔不再騎馬，汽車帶領他們穿行于城市的角角落落，就連影片的結尾也是向著名西部片《正午》（High Noon）的致敬：加里?庫伯因被村民背叛而把徽章丟入垃圾，而Eastwood和Don Siegel顯然走得更遠，把虛偽的司法正義與犬儒主義的政府拋在了腦后。導演Siegel曾經考慮由John Wayne，Frank Sinatra或者Marlon Brando來飾演這個角色，但是，很顯然，Clint Eastwood才是最佳選擇。殘暴而不失酷意、蒼老而不失優雅，Eastwood臉上每條皺紋仿佛都在訴說著這位獨行俠的孤獨和憤世。穿著灰尼西裝、拿著44 Magnum手槍的哈里成為了整整一代人的偶像，不僅引發了四集續集，而且激起模仿跟隨者無數，一舉奠定了新警察電影類型片的敘事風格與人物形象。影片中最為經典的一幕發生在舊金山松樹街（Pine Street）街頭，其時，哈里正在那里用餐，大街對面的銀行突遭搶劫，當警察無法及時趕到時，哈里又只能再次單獨行動；暴力再次成為解決危機事件的唯一辦法。火拼過后，交通阻塞，惶恐的行人紛紛逃亡，報警鈴聲如同塞壬歌聲般聲聲催魂，被擊中的防火裝置如同噴泉一般澆灌著炙熱的舊金山街道。在一個長鏡頭跟拍中，哈里緩緩走向唯一的幸存罪犯。在罪犯的主觀鏡頭中，哈里手上的那把44 Magnum被戀物癖似的放大，哈里說出了他的經典臺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這個人是發了六槍還是五槍？’說實話，因為太興奮了，我也忘了數。但我拿著的可是44毫米口徑的轉輪手槍，這個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手槍，它完全可以打爆你的頭，你該問問自己，‘我今天走運嗎？’你覺得呢，殘渣？”在這個著名的場景中，實景拍攝與長鏡頭所營造的現實主義感仿佛頃刻之間幻化成為超現實主義的圖騰。在主觀鏡頭中，哈里徐徐道來又咬牙切齒的說詞使這個鏡頭擁有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恐怖感，而44 Magnum也不再僅僅是一把手槍，而象征著哈里憤怒的勃起。十二宮蝎子一個兇殘暴力的警探，需要匹配一個更加兇殘暴力的殺手才能構筑起一則足夠沖擊和顛覆的故事；一個神話的建構需要另一個神話作為支撐。當Don Siegel把44 Magnum對準鏡頭時，他在影片伊始便把另外一架狙擊步槍放大到至乃至虛焦，這位殺手正站立在舊金山著名高樓美國銀行大廈之上，瞄準器橫掃過整個被他所俯視的城市圖景，這幾乎是一種可以對個人生命予取予奪的能力，而這正是本片中的連環殺手“蝎子”，他的原型就是在美國人心中造成極大陰影的十二宮殺手。在1960年代末，十二宮殺手在舊金山海灣地區大行其道，其所犯下的一樁樁謎案成為了無法被解構的神話，威脅著所有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和哈里這個人物一樣，十二宮殺手也擁有很多影像化的傳奇。但《骯臟的哈里》中Andy Robinson對其的演繹卻是其中最為瘋癲也最具顛覆性的一次。其真實程度使得Robinson本人在本片發行之后不斷收到騷擾電話與信件，而在大衛?芬奇所執導的新片《十二宮殺手》中，也出現了放映《骯臟的哈里》的鏡頭，從另外一個側面向Robinson所塑造的經典人物致敬。“蝎子”和哈里幾乎是一對相輔相成的人物。這是兩個同樣嗜血的孤獨狂人，同樣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但是，相對于Eastwood所塑造的冷血哈里而言，Robinson的“蝎子”則時時刻刻處于癲狂的邊緣。不過，最為諷刺的是，雖然本片沒有對“蝎子”的身世多加解釋，但從他飄逸的長發與夸張皮帶扣上的“和平”字眼來判斷，這個人物顯然曾經是60年代的左派激進分子；也許，他曾經是一位熱愛和平與反戰的“花童”，但如今卻成為了不擇手段的連環殺手。本片最為恐怖的一點便在于，它并不試圖去解釋為何“蝎子”要殺人、綁架人和折磨人，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心理深度的人，他的恐怖行為似乎完全來自于一種本能的暴力快感，而非某種經常在陳腐的驚悚片中出現的幽暗過去。但本片最為保守的一點也同樣在于此，時代精神的急轉突變使得人們如此容易地把這個人物漫畫般地想象成一切罪惡的淵溯。如果說哈里與“蝎子”是一對互相映襯的鏡像，那么，他們共同折射的則是這個時代法律的無能與其后共同價值的最終喪失。當法律的無法執行使得哈里縮手縮腳甚至只能以個人的暴力來替代正義時，“蝎子”卻是一個十足的機會主義者。他既是法律的蔑視者和破壞者，卻同樣也是善于用“中性的”法律來保護自己一切權利的騎墻者，不管其邪惡有多么人所盡知，不管他有多么十惡不赦，他總是可以在法律的縫隙中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間，并時不時地以牙還牙，狠狠地反咬哈里一口。影片中著名的體育館折磨一景便是影片道德曖昧性的綜合呈現，當極度憤怒的哈里壓抑不住殺死“蝎子”的沖動，并向他施以肉體折磨時，一向強悍的“蝎子”卻吼叫道他需要一個律師，而哈里并沒有權力也沒有證據來執行他的“私刑”。于是，當《骯臟的哈里》在70年代初問世時，盡管幾乎所有精英影評人都在譴責哈里所代表的“法西斯主義”，普通民眾乃至警察們卻在為哈里叫好。美國社會價值的分疏便通過這部電影在不經意間折射出來。風格里程碑一種新類型片的誕生所依靠的不僅是一兩個足夠吸引人和具有闡釋力的人物，它還需要一種全新的風格和氛圍塑造。《骯臟的哈里》最偉大的貢獻在于，它是好萊塢犯罪電影從制片廠攝影棚搭景向實景拍攝過渡上的一個里程碑。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雖然《骯臟的哈里》與之前的犯罪電影一樣鐘情于對都市夜景的捕捉，雖然Eastwood在深夜奔跑于舊金山街頭的長段蒙太奇是本片中最為人所稱道的一個段落，但它最讓人眼前一亮的卻是證明了，都市白天的日常環境同樣能夠營造出出色的、甚至具有迷幻色彩的犯罪圖景。這一傾向在導演Don Siegel之前所翻拍的經典黑色電影《殺手》中若隱若現了。當經典的黑色電影導演諸如Robert Siodmak習慣用高對比度的黑白攝影與富有表現主義色彩的場景設計來營造宿命困頓的感覺時，Don Siegel這一代新導演則傾向于使用更加平面化的彩色攝影。當黑色電影強調的是都市暗夜與白晝的分離，述說著暗夜霓虹之中蟲豸出沒的故事時，Don Siegel的電影卻更加富有現代意義：犯罪事件就在我們的身邊，而我們貌似平靜的日常生活總是會在片刻之間被突然來襲的暴力事件打破。在Don Siegel的長鏡頭中，這種日常生活的停滯甚至變成了一種詩意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骯臟的哈里》與其說是Don Siegel的個人作品，不如說是他與Eastwood共同合作的結晶。雖然Eastwood的導演處女作公認為是與《骯臟的哈里》同年發行的《迷霧追魂》，但據Eastwood自己說，他首次執導話筒就是在《骯臟的哈里》中。那個時候，Don Siegel因為感冒而無法參與拍攝，于是Eastwood便當仁不讓地做起了導演。片中營救高樓自殺者的那一場便出自他之手。這場戲也顯示了Eastwood出色的導演才華，他必須在高樓狹小的空間中通過不同的機位拍攝，有幾個機位還需動用起吊機懸掛在空中拍攝。他不僅要執導演員如何把握生死一線的感覺，還要在鏡頭的遠處呈現出象征著罪惡與欲望的霓虹燈光。而所有這一切，Eastwood都做得非常好。導演Don Siegel曾經和Eastwood探討是否要拍如今已被視為經典的體育場對決一景。因為對于當時的觀影標準來看，這是一個極度暴力并可能對明星形象造成很大傷害的場景。但Eastwood斷然拒絕了。Siegel由衷贊揚道Eastwood是他所見過的“對反英雄人物最為著迷的人”。而也正是這兩位天才之間的傾力合作，才讓我們看到了那場現今看來仍然無比震撼的鏡頭：在空曠的體育場中，猛烈的瓦斯燈照耀著孤獨的哈里與“蝎子”，“蝎子”撕心裂肺的吼叫在體育場中造成空洞的回音；然后，鏡頭慢慢向上向外拉遠，直至整個體育場都盡收于眼中，哈里與“蝎子”成為這個空間中唯一的兩個小點。就在這個時候，仿佛所有傾瀉而出的暴力都被一種悲天憫人的上帝視角給稀釋了，人類所有的爭斗與殘暴都在這個奇觀式的鏡頭中得到了一種異樣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