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膽說一句，《大刺客》是張徹電影生涯中的最佳，沒有其他。《大刺客》里的聶政，顯然是張徹的理想人格。這個“一腔熱血一把劍，不知該交給誰”的壯士，慨然宣稱“這樣的身軀、這樣的頭腦，終究與草木一般腐朽”，所以不如“趁著年輕，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把“君子死知己”的理念貫徹到底。以前我一直覺得，張徹電影中的主角都不是男人，只不過是一幫“大孩子”而已，任性而天真。以至于今天淪為腐女們的私寵，乃是報應不爽。但是這部《大刺客》改變了我的看法。作為張徹最早的幾部武俠電影之一，《大刺客》可以稱作他人生信條的一份宣言。聶政不但代導演喊出了內心的洶涌，還在與親人、愛人和知己的對話中，把這份豪情與各種世俗的猜疑作了充分的對話。透露出“趁著年輕趕快去死”背后的深思熟慮，讓人不敢以“年少輕狂”而稍有怠慢。這樣的焦慮一邊呼應著曹賊“慨當以慷，憂思難忘”的魏晉風骨，一邊也回應著歐亞大陸另外一邊的存在主義浪潮，烙印著六十年代思想界對于人生意義的重新思考。用一腔熱血沖擊這個無情的世界的人或許任性，卻值得尊重。在我印象中，從此之后，張徹再沒有在片中談論過他的這些思考，只是當作不言自明的道理不斷引用。《死角》里的狄龍一次吸兩根香煙，雙倍燃燒青春，主題歌“一個孤獨的少年”從側面點出了他的苦悶。到《雙俠》里，“去死的理由”只剩下了一句“人，總是要死的”。有人說張徹的電影都不是真正的悲劇，因為主角的下場都不是情理上的必需。哪知道張徹拍的其實根本就不是悲劇，只不過是男人的一個夢而已。張徹的《大刺客》，大概是他唯一文戲拍得比武戲好的動作電影。從劇本來講，影片可以分成“魏國篇”、“韓國篇”、“齊國篇”、“濮陽篇”和“韓國刺殺篇”，從聶政的個人生平入手，夾雜結仇始末和聶瑩的線索，講得有條不紊，動機分明，層次清楚。放在那時的香港，已經很了不起。鋪墊雖長，但是因為有一個“驚天大刺殺”的結局在吸引著，劇力卻不見松弛，更不用提那些貫穿了人生思考而又富有時代特色的臺詞了。從電影形態上看，張徹此時還比較注重各部門的均衡，打光、布景、道具和構圖均有不俗表現。此時的他，還沒有無趣到一拍內景就大平光正反打，知道營造景深和用光，還沒有窮兇極惡到一拍英雄人物就光膀子一字排開，知道站位和空間分隔，拍對話的時候居然還會移動鏡頭。當然，說不上好，但是至少可以說有這個意識。而有些東西是時代使然，避免不了的，例如外景內拍，例如差強人意的服裝和道具。影片最大的敗筆在于，最后的動作戲拍得神采全無。從大門殺進長廊的一段，不用說也該利用廊道的優勢，好好規劃一下啊。最后踴身刺殺俠累的一劍，也就是簡簡單單拍過去了，完全沒有把積累的劇力發泄出來。整體打斗還不如《獨臂刀》利落，又沒有后者的奇技淫巧吸引眼球，不賣座大概也就是這個原因了。不過要說血腥，在1967年的影壇，這片子的血腥程度大概可以壓過大多數邵氏電影。日本傳來的擠血包技術，終于在張徹這里發揚光大。說起和日本武士片的關系，60年代的邵氏武俠劇只要不是繼承粵語殘片的舞臺風格，稍有追求的導演頭一個想到的學習榜樣，肯定是日本劍戟片。張徹是其中最“新銳”的一個，早期的《邊城三俠》和《飛刀手》都有很明顯的和風。這部電影開始弟子練劍一場，從點頭致意到起手勢，顯然都是日本道場里的規矩。最后“切腹”一幕雖然史有明載，但“一文字切”的手法卻顯然是借鑒的日片，而聶政這個角色，有幸成為張導電影中無數被剖開的肚皮中的第一個，明確了“盤腸大戰”橋段與日本武士劇切腹之間的關系。存疑的是聶政最后空門大開的劍法，不排除學自《切腹》中津云半四郎的可能。 總結此片，陳宅一定會用文藝腔評價：如果張徹拍完《大刺客》就去死，那我一定會喜歡他一輩子。 我自然比較厚道：如果我是1967年的觀眾，一定會認為拍出《大刺客》的導演和拍出《大醉俠》的導演有同樣輝煌的前程。可惜，后來他們一個變成胡大師，一個變成了張霹靂。 見豆瓣上很多人評價此片“平庸、冗長”，真不知從何說起。今天的觀眾還有如此見識，難怪張霹靂從那以后專攻血漿和重口味兄弟情去了。畢竟，用死亡對抗無常的熱血戲碼只好上演一次，一味重復下去，無非鬧劇而已。戲里戲外，《大刺客》都是一生一次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