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島渚的電影總是值得期待的。在日本六十年代進步學生的反越戰的氣氛中，中產階級在政治上有強烈的反傳統性，因為反戰也就是反萬世一系的天王國家制度。但四個高中男學生所遭遇的不是政治性問題，而是個人性的問題，即性的騷動與苦惱，升學的壓力。所以他們對中產階級的反戰活動極其冷漠。但個人性的問題，本質上也是社會的問題、政治的問題，但這不是反戰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對傳統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更廣泛的革命。大島渚作為一個左翼學生運動的健將，似乎在這部電影中呼喚著更廣泛與基礎性的革命。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的口號似乎可以概括為：不僅要政治革命，更要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與老毛思想一致）。而現在我們可以說，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也是一種更深入的政治革命。大竹老師也許是這種社會革命思想的傳播者，所以他唱春歌，一種下層社會的下流小曲。但從實際上看，這個中年人對年輕人也構成了一種壓迫，因為他不僅有情人，而且廣受女學生的歡迎。在酒店里，三個女學生圍繞著他，根本不愿理四個男學生。成年人霸占了一切資源，包括性資源，年輕人一無所有，連女同學都對他們不屑一顧，這是不是對年輕人的另一種壓迫呢。四個男學生無聲地表達了他們對被冷落的不滿，這大概也是中村在發現老師自殺時沒有及時施救的原因吧。當個人的欲望獲得公開表達時，人就肯定了自我。四個男學生最后終于當眾向滕原講出他們幻想強奸她的情景，而且臉無愧色。這表明他們不再為他們的行為羞愧，從而肯定了自我的存在。而中產階級的子弟，他們即使反抗，形式也是文雅的。他們搞的民謠反戰晚會，沒有赤裸裸的欲望，而是一種被包裹著的升華版的欲望釋放。最后滕原愿意接受四個男生按想像中強奸她的方式，實際地做一遍時，是不是意味著中產階級如果有可能，也想找到借口，進行赤裸裸的欲望的釋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