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神奇，尼古拉斯·雷把這個陳腐的犯罪故事拍成了一部如此智性的電影，如此智性以至于甚至讓人覺得它好像少了點什么（卓別林的《凡爾杜先生》也有點像這樣）——我說“智性”，是指那種幾乎過于清澈的晶體結構，文本的文學性（我是說那些明顯超出人物或環境本身的豐滿符號），還有一切細節組織中那種溫柔的精細，以及具有哲學性洞察力的鏡頭構圖和運動。事實上，這部電影在表面上似乎比雷后來的作品更有歐洲式“藝術片”的特色——不過這么說大概搞錯了順序，歐洲藝術片是后來才出現的事物。 與此同時，這部電影的智性并不使它不近人情；事實上，它美妙地把握住所有情感的方式甚至可以說帶有一種原始意義上的阿爾特曼風格——那種奇跡般的“日常性”，而這其實不一定需要多么紀錄片式/即興風格地表現出來，雖然這部電影的表演在當時可能也算是相當自然主義。雷的這種風格令人著迷。無疑，就像阿爾特曼一樣，他也具有一種姿態：然而和阿爾特曼不同，我們很難概括這究竟是什么樣的姿態。或許這是更深層次的反類型電影，打破范式而并不用新的框架去取代它。在這一點上，雷模糊地和早期伯格曼有些類似；但在這一點的實現上，他平均而言或許比伯格曼做得更好。他有一種強盜和小說家的凌厲，或稱唯物主義者真正光明磊落的痞子氣質。這只是一種隨意的說法，但我懶得寫更多了。 — “你的手表上是幾點鐘？” 這句話在電影里出現了好幾次。很奇怪，它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好像是最動人的戀人絮語。在不見天日的生活中，愛人成為了時間的唯一容身之處。實際上，一旦離開這受過祝福而變得特別了的時鐘、試圖確立別樣的秩序，滅亡——故事里會這樣寫——就會開始到來。我知道，我只是在隨手牽扯一些胡話而已。 B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