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獨放”公眾號

作者：Jordan Cronk（2021-07-19）Jordan Cronk是位于洛杉磯的影評人，他是Acropolis Cinema系列放映的創始人，他的文章發表于Artforum, Cinema Scope, frieze, 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Sight & Sound等刊物，同時他也是洛杉磯影評人協會（LAFCA）的成員。譯者：Pincent

《彼得羅夫的流感》（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2021）

在因被捏造挪用公款而被軟禁近20個月后，身陷困境的俄羅斯導演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交出了一部以可怖的形式描繪當代俄羅斯的新作，這位藝術家對他所在國家的政府如何對其公民的集體心智進行有害控制了如指掌。根據阿列克謝·薩爾尼科夫（Alexey Salnikov）的小說改編，《彼得羅夫的流感》是謝列布連尼科夫的第八部長片，由Semyon Serzin飾演片名中的主角彼得羅夫，電影講述了這位機械師兼漫畫家于夜間在黑暗的莫斯科市中心穿行，途中他過去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愿景都與當下的焦慮交織在了一起。觀眾從電影敘事的某個中間點進入，在流感爆發的期間（這部電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拍攝的），我們隨著病弱的彼得羅夫乘坐一輛擠滿了焦躁的當地人的公共汽車，他必須穿過街道回家找他的妻子（Chulpan Khamatova飾）和年幼的兒子（Vlad Semiletkov飾）。一路上，令人作嘔的噩夢與現實世界里的恐怖以性和死亡、街頭斗毆和行刑隊、超人類的力量展示和幻覺中的角色扮演等超現實的情節呈現出來——更不用說在這夢境一般的情節中還存在一個怪誕的僵尸，這給電影帶來了喜劇性的調劑效果。 謝列布連尼科夫這次也與他慣用的攝影師Vladislav Opelyants合作，使彼得羅夫的漫長旅程在一系列被無比擴張的長鏡頭中展開，這些長鏡頭打亂了時序，將狂熱的能量注入電影所獨有的多感官體驗中。盡管讓觀眾有些勞累，但《彼得羅夫的流感》在一些時刻有著絕佳的表現力，就如阿列克謝·日耳曼（Aleksey German）與謝爾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的劇情片的瘋狂結合——與謝列布連尼科夫上一部懷念80年代早期音樂的電影《盛夏》（2018）里的氛圍大為不同。在一個電影創作者通過以服務粉絲的名義循規蹈矩就能經常獲得良好反響的時代，謝列布連尼科夫繼續大膽地挑戰大家的預期——更不用說他是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完成創作的。 本周早些時候，在《彼得羅夫的流感》作為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競賽片首映的時候，謝列布連尼科夫因為仍然無法自由地踏出俄羅斯國境而只能遠遠地關注著。我們在電影節期間通過Zoom采訪了他，我們聊到了電影的改編過程，他的戲劇作品如何影響他的電影創作，以及他在創作中如何將挑戰轉化為冒險。

《彼得羅夫的流感》（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2021）

Jordan Cronk（以下簡稱JC）: 您對薩爾尼科夫的書最初的印象是什么？我知道最初是您的制片人把書拿給您才引起了您的注意，那么有什么是讓您立刻就認為可以將其拍成電影的嗎？ Kirill Serebrennikov（以下簡稱KS）：一開始我并不知道這本書是關于什么的，我只是有聽說過它。最初我的制片人Ilya Stewart只是讓我給這個項目寫劇本而讓別人來執導，我就想，“好吧，為什么不呢？”我有時間。當我真正開始閱讀這本書后我才明白它是某種杰作，它在當代俄羅斯文學中非常罕見，你立即就能明白其中有些東西具有很高的價值，我是指這些文字的文學質量、韻味和深度，還有嚴格的形式，這種形式中存在著不同的關聯、聯系和豐富的引用。當然還有精彩的語言表述和其中對不同議題富有層次且令人興奮的表達。 這本書的結構真的很復雜，它比這部電影復雜得多，因為在電影中我還會嘗試向觀眾解釋一些事情，而原作對過去和現在進行了非常復雜的建構，幾乎沒有對現實與想象之間作出區分，有時你無法看出虛幻的段落從哪里開始、現實的段落在哪里結束，真的很復雜，甚至讓我顧慮起將其改編成電影將會是一項多么有挑戰性的任務。當你開始著手于將一本書改編成電影時，你通常需要找到自己選擇這項任務的理由或形成自己的看法，你需要進入別人的夢里，然后將其變成你自己的夢。這本書里有許多對童年的回憶，因此我也開始回想自己的童年，以及設想我可以如何講述一些關于童年的故事，我決定接受這個挑戰，這個挑戰既是實踐層面上的挑戰，也指面對這樣絕妙的文本所映射出的我自身的挑戰。 JC：我們是不是在電影里能或多或少地看到這本小說完整的敘事軌跡？還是您將這部電影的敘事重心縮小了范圍？ KS：這部電影其實比較忠于原著，在某種程度上是接近的，因為原著在人物、情境等一切方面都已經足夠豐富了——但它是散文式的，是文學，是紙上的文字。當你開始了改編的過程，你就必須得構建自己的宇宙。電影中很多的事物是完全人造和手工的，2004年、1976年和1990年代的俄羅斯，在現在都屬于很難還原的年代，因為生活——生活的視覺樣貌——在飛速地發生變化，即使人們的內心沒有發生變化，但表現在視覺上就是很不同的，因此我們必須去（重新）創造它。 這部電影設定于莫斯科，但我們是在葉卡捷琳堡拍攝的，那時正處最可怕的冬季，但卻沒有下雪。這很糟糕，因為俄羅斯在這個時節通常會下雪，這是很普遍的天氣，那年卻沒有下，我們不得不用人造雪來覆蓋片場。所以我說在這部電影制作的過程中我們碰到了不同的挑戰，但不是真正的麻煩，而是冒險。

《彼得羅夫的流感》（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2021）

JC：給我講講電影制作的過程，特別是關于具體拍攝的部分，您有多大程度上的自由來拍攝電影？您是不是必須在受到監控的環境下工作？ KS：我在寫劇本期間被捕了，在我被釋放之后，我們就開始了籌備和拍攝這部電影的工作。我拍攝的過程有點隱蔽，且主要是在夜間，所有演員都同意了在夜晚或有時在清晨拍攝，但這也很有趣，我們為所有需要排練的長鏡頭拍攝作準備工作，我說服制片人我們必須召來所有的臨時演員，甚至包括老人，讓他們帶妝穿著戲服，我們帶上攝影機來彩排，但并沒有真正打開攝影機。對他們來說這看起來有點蠢，他們會想，“既然有攝影機為什么不直接拍呢？”但我仍然堅持這樣做，制片人Ilya最終也認同了我這樣的方法。所有這些鏡頭都必須認真、精確地準備，因此也很需要時間，拍攝的籌備周期很長，但我們完成得很有條理，盡管當時在日程安排上還是比較艱難。 JC：電影制作的過程是否存在隨時被叫停的風險？當局有在監視你嗎？ KS：沒人知道。也許十年后我們才會知道吧，比如我們偶然打開報紙讀到相關內容才突然得知他們一直有在監視我們，你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是否有在跟蹤你或者“老大哥”怎么看你，但我們也不在乎。 JC：您之前提到過電影的動作編排，那您有事先畫分鏡頭嗎？ KS：有時我們會制作類似于漫畫的小故事板，因為主角就是一位畫漫畫的藝術家，但其他時候我們都在即興創作。比如，電影里有一個長達18分鐘的長鏡頭，講的是平庸作家謝爾蓋自殺的故事。我們在另一個地方做著籌備工作，大約離開拍還有兩天的時候突然得知有人不允許我們在原先定好的取景地拍攝，本來一切都計算好了，那個鏡頭原本設計的時長是13分鐘，而由于后來更換的取景地的走廊比原本那個更長，因此最后那個鏡頭的時長被增加到了18分鐘，所以碰到這類情況時我們不得不采取隨機應變的方式。

《彼得羅夫的流感》（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2021）

JC：我很好奇戲劇對您作品的影響？我了解到直到不久前您還是莫斯科果戈理中心劇院的藝術總監？ KS：是的，今年我辭去了那個職位，但我已經在那里工作了八年。 JC：您的很多電影都有戲劇感，至少在場景布置和動作編排上是這樣。您能聊聊您作品中戲劇元素與電影之間的關系嗎？ KS：有時我聽到人們說我作品中有戲劇感時，我會覺得有些不舒服，因為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的讀解方式。當我開始拍攝時，我會試圖擺脫與戲劇有關的一切，因為戲劇與電影是完全不同的媒介，對我來說它們相差得真的很遠，甚至完全相反。當然戲劇也給過我啟發，也給了我一些與演員合作、構建現實、制造狂歡的經驗，而這本小說就有一些狂歡節的感覺——這是一種非常古怪、瘋狂、神志不清、幾乎像是處在地獄一樣的體驗。 戲劇也支撐了我啟用四位演員來飾演七個角色的想法。我們一開始的設想是電影只有五個主要角色，由許多短的段落組成，我本來想為每個小段落都找很優秀的演員，可是讓那些演員只演那些不太重要的角色又不符合大多數演員的利益，所以我就決定，“好吧，你們幾位演員就扮演七個角色。”我想正是這個做法給了他們不少參與這個項目的動力，這可能就是一種戲劇的方法吧。但主要來說我還是更喜歡在攝影機前構建和修復真實生活，這與我在劇場所做的相反。 JC：您有沒有懷疑過這本書可能沒法被改編成電影，或者比起電影也許更適合改編成戲劇？ KS：這一直是一次冒險，有時是完全不可預測的，你不知道最終會困在什么樣的黑暗角落，或者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和挑戰。所以我說這是一次冒險，但我喜歡跳入未知的地帶，我以前說過每部電影在被拍攝時都有自己的生命，是自己成長的，電影就像是動物或其他生物一樣，為了生存會自動選擇它必需和想要的。而且我絕對是一個相信電影有其命運的人，如果一部電影是體量巨大的，它就會想要變得巨大；如果它想要成為一部室內小品，那它就會是一部室內小品；如果一部電影真的需要某個演員，那最終這位演員將會免費出演這部電影。例如我現在正在籌備一部新電影，有一個情節讓我猶豫不決，我不確定是否有必要保留這一段落，于是我就擱置了，并決定如果我們為那場戲找不到合適的演員就在剪輯的時候改掉它，然后我們找到了一個人說，“好吧，我有空，也很樂意來演。”但他卻摔斷了腿！那時我才明白，是這部電影并不想要留下這一段，于是我就把它刪掉了。 JC：我很好奇您對動畫的興趣。當然，這部電影的主角是一位漫畫藝術家，但您最近的大部分電影里也都出現過動畫和繪制在屏幕上的圖形？ KS：是的，我在以前的電影中使用過動畫。這部電影一開始我是想用到一些小卡通動畫或類似的東西，但后來我意識到整部電影都可以像是一部活過來的漫畫，主角周圍的一切都是一個異樣的現實——所以動畫對我來說就脫胎于這樣的現實，來源于這些人物。

《彼得羅夫的流感》（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2021）

JC：能告訴我一些關于您如何與您的電影攝影師合作的事嗎？長鏡頭的設計是否事先就寫進了劇本里？攝影師對這些鏡頭的執行感覺如何？ KS：通常來說就像是我總是在向我的攝影師開些瘋狂的玩笑，就像我說，“看看，第3、4、5和6號場景，我想用一個長鏡頭來拍。”他們就說，“什么？這不可能。”但我又說，“我們盡力試試。”我總是想嘗試挑戰一下自己和我的合作者，我已經和現在的團隊合作了好幾個項目，從當時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的《門徒》（2016）開始，然后接著合作了《盛夏》（2018），這是一部關于蘇聯時期列寧格勒的搖滾俱樂部的“夏日電影”，經過這些合作之后我們彼此之間更熟悉了，他們了解我，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什么樣的驚喜，他們也會等待我的這些“玩笑”。我認為在片場總是會有一些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否則拍電影也就不夠有趣了。實際上正是我的團隊建議從那個18分鐘的長鏡頭開啟我們整部電影的拍攝，我說，“好吧，沒錯，這將會是一次團建（笑）！”最后這真的起到了團建的作用，因為那場戲拍完之后他們跟我說，“好吧，現在我們什么都不怕了，沒有什么困難可以嚇到我們。” JC：您能講講那位扮演尸體的演員（Husky）嗎？據我所知，他也是一位藝術家？ KS：他是個說唱歌手，俄羅斯說唱歌手，也是我的朋友，我很欣賞他的詩歌，他參與過我改編19世紀著名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一部作品的戲劇版。我認為俄羅斯著名的作家們與說唱歌手有著相同的血脈，于是我就邀請他參與了我們這個項目。雖然他看起來外表比較特別，有一些怪異的外貌特征和舉動，但他是個很好的人，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不用電話，沒有多少人能夠在他大腦的頻道上。我告訴他，“我有一個非常古怪的角色讓你來演，你將扮演一具尸體，躺在棺材里，在電影的最后你會站起來然后開始唱歌，這將會以一個長鏡頭來完成，”他說，“好的，沒問題。”于是我們就把電影的結尾拍成了一種僵尸末日音樂劇，這對我和他來說都非常有趣，他還很高興能有機會在棺材里躺了一會兒。 JC：您提到有在籌備新電影，在似乎如此多外力意圖阻礙您的情況下，是什么持續地給您靈感和動力呢？ KS：好吧，你知道的，我現在不能離開俄羅斯，我正受到旅行禁令。那我怎么辦？我就只能工作。如果開始把事情想得太負面，你就會毀了自己。我希望這一切終會結束，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一起旅行，并決定我下一階段的生活。 原文：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cannes-interview-kirill-serebrennikov-petrovs-f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