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惡童之惡的電影和電視劇近年來不少。不過在我的觀影經驗里，這類影片大部分都是在對“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進行討論，或者借此質疑社會和司法對未成年人不分青紅皂白的保護。然而這部拍攝于1976年的西班牙電影比較特殊。全片沒有交代孩子們突然發瘋開始殺人的原因，也絲毫不打算交代。這種癥候甚至可以傳染，如同集體癔癥。如果將此片簡單地看作一部恐怖片和驚悚片的話，那么片頭乃自片中引入的戰時兒童所遭受暴行的新聞片段，也許在暗示正片部分孩子們的行動是一種對成年人的復仇。他們利用成年人對兒童的偏見——弱小、易控制——轉而欺騙與控制成年人。導演自稱這部電影的靈感來源于希區柯克的《鳥》。從一貫被忽視、被認為弱小這點看，孩子和鳥確實有相似之處。并且，片中幾個孩子們密密麻麻站在一起，默不作聲的鏡頭，也是對希區柯克的致敬。然而如果考慮影片拍攝的年代，并結合西班牙自五六十年代起“cine con ni?o（和孩子有關的電影）”的傳統考慮的話，這部影片其實有更多樣化的解讀可能。（就是不說人話地把剛才的解讀再說一遍。=L=）1939~1975年，內戰后的西班牙一直處在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的獨裁統治之下。作為親天主教的右翼政權，弗朗哥經常與教會合作，以“西班牙的未來”作噱頭，以天真無邪的兒童為主要形象進行政治宣傳。學校也嚴格遵照天主教的道德規范對青少年進行教育。遭追捕的共和黨人的子女還會被強制從父母身邊帶走，由右翼家庭收養，以讓他們接受“恰當的教育”。弗朗哥也致力于對外塑造健康的國家形象。60年代的著名童星Marisol可以說是西班牙版本的秀蘭·鄧波兒，這樣金發碧眼、能歌善舞的小女孩正是弗朗哥所希望輸出的西班牙文化標簽。然而七十年代，隨著弗朗哥的高齡，獨裁統治眼看也要進入末期。以1973年的影片《蜂巢幽靈》為代表，出現了Ana Torrent這一新的西班牙符號。這樣的孩子有戈雅畫中的黑色眼睛，沉默寡言，內心充滿恐懼和幻想。他們和西班牙一樣，處在歷史節點和成長節點的雙重轉折之中。這樣的兒童被稱為“弗朗哥的孩子們”。《誰能殺死孩子》恰好公映于弗朗哥去世后五個月。有解讀文章認為，這群孩子毫無來由地殺死成年人的行為，或者這種神秘的“癔癥”，隱秘地反映了國家性的、俄狄浦斯式的弒父狂歡。片中的成年人，討論著戰爭中受苦的總是孩子，也討論著什么情況下可以殺死孩子。他們提到在費里尼的電影中，男主角殺死了兩個孩子，是為了從今后的不幸中保護他們。這種討論直接體現了權力關系。而片頭殘忍的新聞畫面的背景音，正是這群殺手孩子哼的歌和他們的笑聲，如同游樂。這暗示著兒童既是暴力的受害者，又是暴力的歷史遺存。影片的設定也很有趣。很少有哪國的電影以外國人為主角。一方面，語言障礙加劇了戲劇沖突，使得丈夫無法同求救的荷蘭人交流，妻子無法同周圍的任何人交流。另一方面，兩位主角作為外國游客，一開始沉浸于所謂的西班牙傳統文化（狂歡節），如同沉浸于弗朗哥時期對外推銷的西班牙形象之中。影片多處細節表現了這對夫婦對西班牙語言和文化的好奇心。等到他們來到島上，面對的卻是西班牙的真相。片中出現的pinata游戲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狂歡節中孩子們用棍子捅的是正常的裝了彩帶和糖果的球，島上的孩子們捅的是老人的尸體。而“誰能殺死孩子”這一被反復強調的問題，實則在反復強調成年人對孩子的刻板印象，在剛才討論的意義上，就是對被營造出的西班牙形象的固守。片尾海岸巡警的行為，正是被刻板印象蒙蔽的結果。孩子們的演技，如同是弗朗哥時期的宣傳手段，正如風靡世界的西班牙童星是“表演出來的孩子”。從這個角度講，這對夫婦雖然繼承了恐怖片主角必會作死否則故事沒法發展所以顯得情節很low的傳統，這鍋更多地要設定來背。另外有人認為，不能殺死孩子的道德禁忌對應的是不能殺死弗朗哥的禁忌。這個就比較見仁見智了，個人覺得這樣的話結局略說不通。孩子們殺了荷蘭游客之后將尸體大費周章地搬到島上的教堂，說明這個地點并不是偶然之選。女孩們試穿著她的衣服，男孩們擺弄著裸體的尸首。帶有極強宗教性、性別分工嚴格正是弗朗哥時期教育的特點。而這種在教堂的猥褻行為是對規則的全盤推翻。另外，片中多次表現孩子們不僅殺害成年人，還樂于將尸首用作游戲。這些更加強了前文所說的慶祝與狂歡色彩。之后孩子們順利取得武器，并登船向陸地進發的情節，也許是創作者眼中弗朗哥一代未來走向的一種可能。畢竟當年許多西班牙人認為弗朗哥之死會引發另一場內戰，幸好最后并沒有。一言以蔽之，這部影片通過讓一對外國夫婦遭遇一群莫名發瘋的孩子解構了西班牙獨裁時期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可以視作是“弗朗哥的孩子們”對弗朗哥之死，“父親”之死，“成年人”之死的扭曲慶祝。影片同時將這群孩子們描繪為成人世界的暴力的歷史遺產和未來預言。作為一部驚悚片，它在氣氛的營造和情節推進方面還是很不錯的。雖然故事很簡單，但在拍法上比通篇一驚一乍的那一類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