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9日，日本傳奇編劇橋本忍溘然長逝。身為日本電影黃金年代的遺民，他見證了日影史上最光彩奪目的時刻，他與黑澤明、小林正樹、岡本喜八等人共同打造的電影作品，也已成為電影星辰中最為璀璨的那幾顆。 很難去定義到底是黑澤明成就了橋本忍，還是橋本忍成就了黑澤明。但有一點是可以篤定的，那就是二人都是上帝賜予日本電影界的無上瑰寶。橋本忍是幸運的，他在入行之初便逢見了黑澤明這樣一位彼時已經(jīng)名聲斐然、又慧眼識英豪的導演。黑澤明也是幸運的，沒有橋本忍，就不會有他的兩部最高杰作——享譽全球的《羅生門》與《七武士》。 橋本忍與黑澤明的搭檔，宛如光與影的珠聯(lián)璧合，共同開啟了劍戟片最輝煌的篇章。即使兩人后來因創(chuàng)作上的對立而分道揚鑣，橋本忍也依然貢獻了一系列不朽的武士題材杰作，諸如與小林正樹合作的《切腹》、《奪命劍》，與岡本喜八合作的《大菩薩嶺》、搭檔五社英雄創(chuàng)作的《人斬》等等。 今天我們就借助其與岡本喜八合作的《侍》，來簡單體會一下橋本忍在劍戟片方面的卓越成就，并借此懷念那個佳作輩出的劍戟片黃金年代。 眾所周知，橋本忍的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隸屬武士電影或稱劍戟片的范疇。與美國類型電影中的西部片一樣，劍戟片也是日本電影里的一種極為重要的類型分支。“劍戟片”，顧名思義，就是以打斗砍殺（日語稱為“殺陣”）為看點的追求感官刺激的娛樂電影。這類電影通常以武藝高強的武士或浪人為主角，講述他們或除暴安良、或墮入修羅道等驚心動魄的經(jīng)歷。劍戟片歷史悠久，對日本乃至世界電影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以1923年金森萬象的《浮世繪師:紫頭巾》為伊始，稻垣浩、黑澤明、小林正樹、岡本喜八、深作欣二以及后來的三池崇史、北野武等數(shù)代電影大師都曾樂此不疲地涉獵此類型。除展現(xiàn)凌厲的刀光劍影外，這些創(chuàng)作者們往往還會在作品中融入對構成日本民族性的核心之一——武士道的深層思考，《侍》一片就是其中的代表。 《侍》毫無疑問是一部杰出的幕末哀歌。它的歷史背景取材于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櫻田門外之變。該事件是發(fā)生于日本安政七年（1860年）三月三日 的一起政治刺殺事件，不滿幕府大老兼彥根藩藩主井伊直弼的水戶藩激進浪士，于江戶城櫻田門外突襲準備進城的井伊直弼隊伍，井伊直弼當場慘死。 櫻田門外之變開啟了巋然不動延續(xù)200余年的德川幕府的崩潰過程，甚至可以說它打響了倒幕運動和近代化改革運動的第一槍。然而，幕府的滅亡也意味著武士制度的末路。片中井伊直弼在得知刺殺行動的傳聞后，就曾憤怒地表示如果自己死亡，德川幕府以及日本武士都將毀滅。反觀激進分子一行人中，我們可以從首領的人物塑造中隱約感受到，他應當是對刺殺行動將帶來的后果具有一定的預見，這點可以在他行刺時武士刀加手槍的武器配置上找到作證，而井伊直弼的第一次受傷也正是來自他射出的子彈。首領代表了暴力革命中典型的領導者形象，此類人具有明確的信條和果斷的執(zhí)行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影片里的首領為了排除可能干擾計劃的潛在因素，不惜派隊伍成員、由三船敏郎飾演的鶴千代去殺死自己的摯友——同為行動參與者、與幕府高層家族之間有婚姻關系的栗原。 而故事的主角鶴千代所代表的革命成員，則往往是激進革命的最大犧牲者。支撐鶴千代參與刺殺、甚至在手刃摯友后仍義無反顧的動力，來自于他渴望成為身居高位的武士，從而證明自己的夢想。然而他的悲劇性在于，他不知道寄托了自己全部希望的決絕之刃，其實從最初就滲入了鳩毒。他本以為能帶他脫離現(xiàn)狀的蛛絲，終點的路標上卻寫著地獄。鶴千代的自掘墳墓，構成了影片悲劇性的第一層。 《侍》之悲劇的第二層，是一出俄狄浦斯式的悲劇，亦即鶴千代的弒父悲劇。鶴千代的井伊直弼的私生子，養(yǎng)父和母親出于政治壓力等原因一直瞞著他，這樣的出身從最初就早就了他不幸的一生。他粗魯跋扈，面對所愛之人也常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從而扭曲成出言不遜等傷害對方的行為。他曾與出身顯赫的阿菊相愛，但也因地位相差懸殊只能不了了之。對于蒙受如此多不幸的鶴千代來說，他唯一明白的是要自救就是能刺殺井伊；他不明白的是，這樣做不僅會葬送自己的仕途，還會背負上殺死生父的災難性宿命。為了加強故事的悲劇性色彩，橋本忍還在塑造井伊直弼的保守派當權者形象之余，賦予了他些許關心鶴千代的慈父成分。 當結尾鶴千代斬下生父的頭顱，用刀穿起譫妄地揚長而去后，一股強烈到令人窒息的悲劇感撲面而來，全作的核心思想也于此呼之欲出：龐大體制對渺小個體的歪曲。 影片從幕府和激進分子兩個角度切入，詳盡展示了個人遭歪曲的過程。首先說幕府，德川家康統(tǒng)一日本后，建立起等級制度森嚴的德川幕府，標志著戰(zhàn)國時代的下克上亂象的基本中介。因此出身對于個人仕途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了有力的鞏固。而像鶴千代一般的下層武士或浪人，縱有鴻鵠之志也難有施展之地。當現(xiàn)有體制的傾軋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個人就只能走上與其相對的顛覆之路。但小人物的局限性此時就顯露無疑，他們之所以揭竿而起，只是為了尋求個人所處階級的改變，而非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于是他們就難免會落入另一方的股掌中，在《侍》的語境里，另一方即是激進分子。 從道德的角度評估，激進分子的首領顯然是自私而又冷酷的，如一篇影評中所提，革命的正義性已被這殘酷自私的人性所瓦解消弭，而變得越來越沉重的，是鶴千代被“革命”利用，被“理想”綁架后，所親手制造的人倫悲劇。鶴千代要實現(xiàn)自我的權力夢，就只有依附于權力之下，發(fā)生在他身上一切悲劇的溯源都始于此。 彼時的日本國門，已經(jīng)被黑船的炮擊轟開，整個舊體制都在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中搖搖欲墜。但可悲的是，井伊直弼也好，鶴千代也罷，他們所做的都是盲目地抱住行將腐朽的權力之根。前者身居高位，尚且能留名于史書；一無所有的后者就只能如螻蟻，被時代的車輪無情碾碎。《侍》可以稱得上是繼《切腹》之后，橋本忍又一次對武士道的終極拷問。 《侍》可以發(fā)掘的地方還有很多，例如它出彩的敘事結構。橋本忍將櫻武門外之變分割成片首與片尾兩部分，主線的鶴千代個人經(jīng)歷則以插敘的方式從中串聯(lián)起全片。此外，橋本忍又在中途安排了一條鶴千代過往的時間線，使得影片形成了嚴絲合縫又精彩絕倫的套層結構，方顯他大師級的編劇功力。 和西部片的命運一樣，如今劍戟片在日本也面臨著式微的局面。橋本忍等人的名字，已成為我們對那個年代的美好追憶。回首往昔的崢嶸歲月，當下不景氣的日本電影市場能否通過劍戟片的復興，掀起一場重抖擻的電影革命，我想應該是所有劍戟片影迷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