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充滿了傳奇和故事，如果將時間定格在五六十年代，觀眾會在香港發現很多好萊塢的電影，比如《無因的反叛》、《雨中曲》、《羅馬假日》等等，除此之外，西方音樂也在這個時候大肆進入香港，貓王、披頭士，還有當時流行的曼波舞曲、恰恰舞曲等等。遺憾的是，當年的流行元素在當今的時代看來，也只是一種極具懷舊色彩的非主流藝術文化。《野玫瑰之戀》正是在中西文化交匯的時候產生的，整部電影不管是音樂創作還是故事的設定，都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典型特點。電影以歌劇《卡門》為藍本，將故事的背景放在香港，以歌女的愛情故事為主線，這讓“歌女”這一形象有別于傳統歌女，而且，其中的主人公演唱的并不是當時的流行歌曲，而是西方音樂。這一創新，不僅讓《野玫瑰之戀》取得了成功，而且，從六十年代開始，使用西方音樂作為電影的插曲或者為電影的配樂成了一種流行，有很多電影甚至開始模仿百老匯大型歌曲的橋段。《野玫瑰之戀》是非常典型的致敬好萊塢的電影作品，在類型上，本片模仿西方的黑色電影敘事模式和歌舞電影的敘事模式，讓西方的音樂藝術搭配上中國電影人的拍攝技法和觀念，使得本片不同于香港其他時期的電影。這部影片在香港電影史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音樂元素的運用。《卡門》：1875年3月3日，喬治.比才的《卡門》初次和觀眾見面，在此后的幾個世紀中，不同版本的、不同藝術形式的《卡門》輪番上演。作為真實主義歌劇的先行者，《卡門》在法國音樂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卡門》是以詠嘆調的形式來進行演唱的，這種演唱方式能夠充分表現出卡門奔放、熱情而富有神秘感的形象。《風流寡婦》：弗蘭茲?雷哈爾的《風流寡婦》是二十世紀初輕歌劇的代表作，《風流寡婦》打破了傳統歌劇在敘事表達上的不足，將華爾茲舞曲、巴黎坎坎舞曲以及各種諷刺元素加入進入，不僅豐富了歌劇的內容，也增加了故事本身的深度和廣度，讓簡單的愛情故事在藝術形式中得到充實。《蝴蝶夫人》：影片中除了《卡門》被人熟知之外，還有出自普契尼之手的《蝴蝶夫人》也在本片中得到了改編。《蝴蝶夫人》在很多人心中已經不單單是歌劇的代表了，文學作品中有《蝴蝶夫人》、電影藝術中有《蝴蝶夫人》，作為經久不衰的歌劇，《蝴蝶夫人》本身具備的藝術價值也成為津津樂道的話題。《賭徒歌》：影片中的《賭徒歌》改編自朱塞佩?威爾第的作品《善變的女人》，經過葛蘭的演唱，別有一番風情。盡管是出自意大利的大師之手，經過改良之后的歌曲，并沒有顯出突兀的感覺，反而增添了電影的藝術風格。電影的故事改編自《卡門》，導演嘗試著卡門這個人物，以及這段愛情故事來表現出當年的香港。電影并沒有刻意的回避現實，反而將歌女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以及知識分子的尷尬身份，和商賈人士的不可一世刻畫的惟妙惟肖。盡管故事是圍繞歌女展開的，但是，導演并沒有加入對歌女的道德批判。任何時代，主流電影都會以娛樂為主，《野玫瑰之戀》盡管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但是，依然是以娛樂為主，歌女的形象對當時的影迷來說，有一種新鮮感和神秘感，不僅受到觀眾的關注，也讓歌女這種形象成為當時很多年輕人向往的女神形象。《野玫瑰之戀》是香港歌舞電影中非常經典的一部影片，不僅給歌女賦予了新的意義，也創作了不少經典的歌曲。時至今日，影片中的不少歌曲依然被傳唱和演繹。整部電影不僅是中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也代表了典型的香港文化。PS：電影制作班底這部電影在當時來說，是名副其實的大片，電影由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制作，該電影公司的前身是國際影片發行公司，是新加坡國泰機構下屬的企業單位。老板陸運濤和電影的制作人員大多都是對中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其中有很多是頗有盛名的文人和電影人，制片人宋淇是香港著名的紅學家、翻譯家和文學評論家，編劇秦亦孚獲得過多次金馬獎最佳編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