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mi“你怎么理解芭蕾舞？你把它當作運動、詩，而對我來說，它是一種信仰。” 萊蒙托夫對那婦人揚起他高傲的頭，起身離去。《紅菱艷》（THE RED SHOES），一部1948年的老片子。源自安徒生的童話《紅鞋》，永不停歇的紅舞鞋是上帝對虛榮與瀆神者的懲罰。 “你為什么跳芭蕾？”萊蒙托夫問維多利亞。 “你為什么活著？”維多利亞的反問使她進入了萊蒙托夫劇團。 藝術家應該舍棄愛情，以藝術為信仰。這是萊蒙托夫的觀點，他對維多利亞寄予了同樣的期望。然而作曲家朱利安的出現粉碎了他的事業，也一并葬送了脆弱的維多利亞。朱利安確實很有才華，但在藝術中他只是個瀆神者。他對事業毫不尊重，他扔下了正在等待演出的觀眾，他在指揮的過程中向情人拋飛吻，而當時維多利亞所跳，卻正是天鵝湖第二幕結尾天鵝與王子的傷感離別。他的不認真恰恰褻瀆了萊蒙托夫奉為生命的芭蕾藝術。 而對維多利亞也是同樣，她為芭蕾而生，沒有了芭蕾她一無是處。芭蕾是她的生命，但在無法割舍愛情的情況下，維多利亞的選擇就會和所有的女人一樣，舍棄芭蕾，舍棄生命。 曾經有朋友問我，如果有一位戀人在身邊，我還會不會去英國讀書。我說會，她說我不是女人。選擇愛情，舍棄夢想，或者說，從此愛情成為女人唯一的信仰。離開劇團的維多利亞，中夜醒來，偷偷找出藏在柜底的芭蕾舞鞋捧在掌心。永遠不能再跳《紅舞鞋》——女人選擇愛情，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 如果她所愛的人不是那么偏執狹隘，也許悲劇就不會發生，也許維多利亞很快就會進入另一個劇團，也許她仍然可以升到主角的位置——就像芭蕾史上那個神話般的人物尼金斯基，他的閃電婚禮曾讓佳吉列夫一氣之下將之從劇團除名。 可是維多利亞畢竟沒有尼金斯基那時如日中天的聲名（尼金斯基當即自組芭蕾舞團，并與倫敦皇家劇院簽下了周薪一千英鎊的巨額合同），再善良的猜測也挽救不了事實的絕烈，朱利安無比殘忍的對戀人說：“芭蕾和我，你選哪一個。” 這個隨便就把整個劇院觀眾拋下的瀆神者，他當然不會理解維多利亞對芭蕾有如生命的熾熱感情，維多利亞奔出劇場的一刻，在失去芭蕾的同時失去了生命。呼嘯的火車撞飛她的身體，腳上的紅舞鞋被鮮血滴染得更加殷紅。 “幫我脫下紅舞鞋，”維多利亞對朱利安的遺言。童話里劊子手斬下了小女孩的腳，小女孩不再跳舞了。朱利安就是那個劊子手。 藝術與生活似乎從未好好結合過，1998年的《她比煙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再次顛覆了我們的夢想。影片講述了英國著名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的一生，劇本根據杜普蕾姐弟的回憶錄改編。 電影是很好的電影，但據說與事實嚴重脫節。EMI唱片公司更是認為該片有損提琴家形象，所以拒絕為影片提供任何杜普蕾的演奏錄音。寫到這里突然想到一部同年拍攝的法國影片，《阿特米西亞》（ATERMISIA），同樣的藝術神童，十七世紀歐洲最偉大的女性畫家。那部電影把一樁丑陋的強奸案轉為浪漫的愛情劇，而19歲女畫家當時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卻被淡化至無形。 “虛構的世界總是令人陶醉的，它的淺薄時刻就是觀眾陶醉的時刻。”一篇評論的結尾，語出驚人，但想想莫不如是。 另一部同樣根據真人歷史改編的影片《法瑞內利》（FARINELLI IL CASTRATO），可信度更加低。它講述的是意大利十八世紀最偉大的歌唱家Carlo Broschi，他的成長，成名，以及親情與愛情。法瑞內利的扮演者是意大利的Stefano Dionisi，一個如此美麗的名字，一個如此美麗的男人。手上有法瑞內利的銅版畫肖像，所謂androgynous美貌最多不過“珠圓玉潤”而已，笑，哪里及得上Stefano自然純美的一分。 在巴洛克時期，因為羅馬教庭禁止女性在教堂唱圣詩，在變聲期之前接受手術的男童，成年后也能保持純凈高亢的音質，據說有連女高音也無法企及的高度，同時具有男性的渾厚感和持續力。那時候他們絕對是歌唱界最耀眼的明星，正歌劇的男主角幾乎都使用castrato（閹伶）來充當，而男高音往往只是反面人物，男低音不是老朽就是奴仆。那時的著名作曲家幾乎都為castrato寫過曲子，而那些難度極高的曲譜，如果不經過改動，現代最優秀的女高音也無法演唱。 法瑞內利就是那個年代最最偉大的歌唱家。比起樂壇對杜普蕾的評價“上帝讓她降臨人間，就是為了讓她拉大提琴”，法瑞內利得到的是王公貴族的專寵與整個歐洲聽眾們忘我的狂呼： “天上有一個上帝，地上有一個法瑞內利！” 根據那個時候的記錄，法瑞內利的嗓子可以涵括三個半八度，在一次呼吸中變換250種音調，持續超過一分鐘之久。在那個年代的歐洲，他唱的歌曲難度極高，除他外根本無人問及。據說他驚人的唱技時常使樂隊忘記演奏，女性觀眾則成批成批的暈倒。 想起了《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1900與JAZZ大師Jelly較量的最后一場，他瘋狂的彈奏使在場所有觀眾瞬間凝固。起身，Tim Roth優雅的拈起煙卷在熾熱的鋼琴弦上觸燃，插到已經完全呆住的Jelly口中：“給你抽，我不抽煙。” 那精彩的一幕印象無比深刻，但那只是傳奇，是小說，而法瑞內利卻真有其事。他1705年出生在那不勒斯的安德利亞（Andrea），本名為Carlo Broschi，在跟波波拉（Porpora）學習過程中，他被Farina兄弟收養，為了感激他們的養育之恩，根據當時的習俗，他起了藝名“Farinelli”。 他15歲首次登臺，之后聲名大噪，32歲時被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五世編入宮廷，直到1759年費迪南六世去世，他才回到意大利的故鄉。他在博洛尼亞定居，潛心于音樂之中，只接見如莫扎特，格魯克等杰出作曲家的來訪。1782年他去世，遺產留給了他的侄子和照顧他的仆人。按他的遺愿，法瑞內利被安葬在博洛尼亞的山腰，之后墓園被拿破侖的軍隊踏過，什么都沒有留下。 就是這些了，簡簡單單，記錄中留下的只是他的慷慨大度，在西班牙宮廷任職期間，他竭盡所能頻繁幫助西班牙人民，舉辦音樂會捐助孤兒院。對他的哥哥利卡度（Riccardo），只是提到他曾為弟弟作曲，沒有影片中的哀哀怨怨牽扯不休，更沒有那些吸引眼球的畸形愛戀。真相總是如此平實而簡單，是虛構的電影給了我們太多的想象，太多的疑問，也有太多“淺薄的陶醉”。 導演和編劇們總是喜歡挖掘歷史背后人物的內心，然后根據他們的理解，捏造一份驚世駭俗的愛戀或者理想，用以挑逗熒幕之下觀眾們旺盛的獵奇欲與虛偽的道德心。亞歷山德拉是否真有其人已無法可考，然而傅聰先生憤怒的說，杜普蕾根本不是那樣的人。 所以我們聽到那著名的艾爾加協奏曲并不是最完美的1968年版本，而現實中的交響樂大師Daniel Barenboim甚至也并非影片中的情濃義深。 還是讓我們回到最初吧，討論信仰與夢想，藝術與生活的關系。王爾德主張藝術應該游離人生，藝術先于生活。然而就在成就到達顛峰之時，他的阿多尼斯為他敲開了雷丁監獄的大門。 要么選擇藝術，要么選擇生活，這似乎是每個藝術家的人生必經之路。如果沒有castrato的存在，亨德爾時期的音樂絕不會那么絢爛多彩，法瑞內利更只會是一個普通的歌唱家，名不見經傳。如果杰基真如姐姐希拉里一般隱忍，甘于平淡，如果她也選擇了愛情與家庭作為信仰，那么《艾爾加協奏曲》就不會再與她有任何關連。 “你要為它付出你的一生，”年輕的杜普蕾從贊助者手中接下了那把著名的David Dorf大提琴。 她是英國20世紀最偉大的音樂神童，她的大提琴演奏激情蕩漾充滿個性。然而美麗往往短暫，如怒放后的煙花，杜普蕾28歲患上絕癥，她真正的舞臺生涯只有十年。選擇了十年的輝煌而放棄家庭的溫暖，巴倫勃依姆回憶說，杜普蕾不抱怨病情，她對恢復演出充滿了希望。 如此，很難再與影片中那個瀕臨崩潰的任性小女孩聯系到一起，如果她真的那么憎恨大提琴，她如何還能演奏出如此慷慨激昂的樂章？同樣很難相信由Stefano扮演的法瑞內里，他深為同代人所贊揚的謙虛品性與人格魅力在影片中根本毫無反映。 總喜歡學HILARY AND JACKIE，而稱呼《法瑞內里》為RICCARDO AND CARLO。兩部同樣根據“真實人物”而改編的影片，前者寫姐妹，后者寫兄弟，而他們又都與音樂有關。片中主角所效忠的藝術信仰，正在后人所編攢的親情與欲望的旋渦里糾纏不休。 杜普蕾28歲因病被迫息琴，死時年僅42歲；法瑞內利32歲從公開演出的舞臺上退隱，每晚只為怪癖國王唱歌解憂，浪費了長達十年的寶貴光陰。 還有19歲的尼金斯基，1909年的俄羅斯演出季上，他的舞姿在一夜之間征服了巴黎城。然而這個才華橫溢的芭蕾天才只在舞臺上跳了九年。30歲時尼金斯基患了精神分裂癥，從此被監禁在療養院，直至1950年去世。 1948年影片《紅菱艷》的最后，萊蒙托夫在沒有女主角的情況下上演了《紅舞鞋》。1931年1月巴甫洛娃去世，英國皇家劇團終止了現場演出，樂隊奏起圣·桑的《天鵝之死》，一束追光在舞臺上緩緩移動。 (13/02/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