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會》是德國電影導演弗里茨?朗導演的一部經典的表現主義電影。在科幻電影史上，這部電影也同樣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其奠定的若干母題、經典場面被日后若干科幻電影反復使用。由于屢經剪輯，這部片子在很多人眼中看來具有了很多無法理解的地方。不過如果我們換用基督教的視野來審視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一部披著科幻電影的外衣，徹頭徹尾的宗教電影。盡管在影片中也充斥著很多反烏托邦的元素，但總體的基調卻是一種樂觀的宗教烏托邦氣氛。下面就請各位隨筆者一同前來解析《大都會》中的各個象征符號。資本家弗雷德森——大都會的主宰，耶和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正是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時期，在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來臨之前，盡管搖搖擺擺地在一個極不安定的魏瑪共和國政府的統治之下，然而德國的經濟也乘上了這發展的春風，在掙扎和搖擺中努力發展著自己的經濟。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也就具有了一種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權威感。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弗雷德森在片中不僅象征了整個資本家階層，更是一個隱喻的宗教符號：上帝耶和華。理由如下：首先，他是整個大都會的主人（Lord）。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在英文版圣經中，“耶和華”這個名字都是寫作God或者Lord的。換言之，身為整個大都會主宰者的弗雷德森，在整個大都會中享有極高的權威，他的一句話可以讓人墜入絕望的深淵（從他解雇那個主管就可以看出來），他隨時監視著整個大都會之下機器的運轉，同時也在思考著工人們的命運——盡管后者并不知情，而他在影片開篇的很多鏡頭都是站在高聳的建筑物的窗口俯視外面的一切，導演不遺余力地要讓觀眾明白這是一個掌管一切的主人。其次，對于工人的暴動他本可以鎮壓，但他只是告訴工頭并通過工頭告訴工人們：如果把機器砸毀，那么他們的家園將被大水淹沒。正如《圣經》中，耶和華明知道世人的罪行，但他只是通過一些先知以及之后的耶穌來引導世人，卻鮮少自己出手進行完全徹底的毀滅。就這一點來說，導演不僅是想要說明“搗毀機器不能帶來自由”，更是一個讓人親眼目睹自己的暴行導致家園被毀的過程，也想要暗喻人類因為無法和上帝溝通,自己采取一系列想要“追求自由”的錯誤行為從而導致的一系列的苦難。最后，擔任起溝通他和工人們之間的調解人的，正是他的親生兒子弗雷茨。盡管在影片中他并不是自愿將他的兒子送下去的，但他也并未限制弗雷茨的行動（他本來完全可以把弗雷茨關在花園里不讓他出去，但是就不會有這部電影了），可以說弗雷茨正是在他的默許之下去到工人之中的，而且是完全徹底的深入工人群中。所以，將資本家弗雷德森看作是代表上帝耶和華的一個符號，也就不足為奇了。女教師瑪麗亞——圣母瑪麗亞/先知“看哪，這些都是你的兄弟。”正在噴水池邊和女伴玩耍嬉戲的弗雷茨突然地看見門外涌進了一群衣衫襤褸的男孩女孩，一個衣著樸素的女教師帶領著他們，而她所說的這句話深深的震撼了無憂無慮玩樂的弗雷茨，才使得他有了想要“到下面去”的沖動。這一個瑪麗亞雖然并沒有使他的肉體誕生，卻實實在在使得弗雷茨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使他的靈魂得以重生。瑪麗亞這個名字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宗教色彩，而此前在古代墓穴中對工人們宣講忍耐和等待又讓她身上具有了超出圣母瑪麗亞的宗教色彩，令她同時承擔了舊約時代先知們的工作——預言耶穌基督的到來。因此很多人在談及這部電影的宗教意味時，就會完全地把這些宗教象征符號安放在瑪麗亞的身上，但事實上，瑪麗亞所象征的不僅是預言耶穌到來的先知，同時也是生下耶穌的圣母瑪麗亞。此外，在角色設定方面，由于當年的電影在放映的時候會有很多個版本，因此其中一個版本中，資本家弗雷德森有一個名叫海爾（Hel）的妻子，而瑪麗亞和海爾的長相幾乎如出一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海爾的化身。從這個角度來看，更是加強了她作為“圣母瑪麗亞”這個喻體的意味。工頭——先知/使徒很多人看《大都會》的時候，大多會把目光聚焦在幾個主要人物比如弗雷德森、弗雷茨、瑪麗亞以及發明家羅特旺身上，但實際上工頭（一個或兩個）在整部電影中其實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由于這兩個工頭角色的具體差別實在是很小很小，所以我就干脆合并為一個角色進行分析了。首先，工頭促成了弗雷茨前往工廠一探究竟的行動。被解雇的工頭失魂落魄地從大都會主人的辦公室里走出來，幾欲自殺，正在此時，弗雷茨卻從斜刺里竄出來，一把抓住工頭說：“我需要你的幫助。”在此之前，他剛剛從瑪麗亞那里得知了地下世界的存在，因此決定一探究竟，但僅憑他自己是去不了的，于是他來找工頭幫忙。對應《圣經》，在耶穌出外傳道前，曾有過施洗約翰在曠野里傳道，要“預備主的道”。通過洗禮，耶穌被神公開宣稱為“這是我的愛子”，在此后的歲月中，他的腳步深入到了加利利的眾村莊，開始了自己的傳道經歷；而在電影中，在工頭的幫助下，弗雷茨進入到工廠內部，得以覷見吞噬工人生命的龐大機器，開始了他作為“心”或曰“調解人”的工作。因此，工頭在此處，扮演了施洗約翰——亦即先知的角色。其次，在工人們在機器瑪麗亞的煽動下決定搗毀機器的時候，工頭出面阻攔了工人們瘋狂的行動（盡管非常必然地失敗了），并且大聲地告訴工人這樣做的結果只會毀了他們自己的家園。在工人仍然一意孤行的情況下，工頭不得不將此事告知大都會的主人——資本家弗雷德森，得到的答復是：隨他們去吧。此時，工頭的角色就變成了圣經中警告百姓不要逾越犯罪，并且完全被百姓忽略的舊約時代晚期的先知形象。再次，當工人們沉浸在搗毀機器的歡樂中時，也是工頭出來質問“你們的孩子呢”，并且讓他們從一種民粹主義的歡樂頂峰，瞬間跌落到了子女生命遭遇嚴重威脅的絕望境地。這個場景同時具有一個象征意義，就是：人類在縱情挑戰了上帝的權威之后，總要自嘗苦果，但承受苦果的往往是他們的孩子而不是他們本人。在這一個場景中，工頭的角色，更近似于新約時代傳講福音要人悔改的使徒。最后，當弗雷茨和羅特旺在屋頂上搏斗的時候，也是工頭率先發現了他們，并且指引眾人觀看，并且在最后代表工人和資本家和好。有人也許會問，這又象征了什么呢？實際上，這里是用真實的搏斗代替了圣經中被預言的戰爭，讓現場的發現代替了預言。此處的工頭，既扮演了書寫《啟示錄》的使徒約翰，也扮演了人間教會的代表，成為了最先與神（影片中表現為資本家弗雷德森）和好的人。因此，工頭在這部影片中的作用和表現，一舉一動都有著非常重大的比喻意義和表現價值，實在是不能不提。資本家的兒子弗雷茨——耶穌基督事實上，筆者意識到這部片子的宗教意味就是從弗雷茨發現工廠里工人在做著何等艱苦的工作，甚至只要停下幾秒鐘就有可能發生爆炸導致所有工人都會有性命之虞，于是在一個工人昏倒后毅然決定頂替他的工作。在這時，一個工人給了他一套工作服讓他穿上，于是原本穿著漂亮短褲（一定程度上象征了原本天真無知的少年人，也象征了身為“神子”時的美好光景）的弗雷茨突然間就換上了深色的，一看就很粗笨的工作服。看到這個場景的時候一個詞躍入了筆者的腦海：道成肉身。整部片子的“宗教寓言”定位也由此確定。在整部電影中，弗雷茨作為“耶穌基督的喻體”的身份是顯而易見不容質疑的。首先，他在看到瑪麗亞帶著一幫工人的孩子們來到花園里并且對他說“你看，這些都是你的兄弟”之后，毅然萌生了“下去看看”的念頭。來到工廠后，他一方面親眼目睹了一場機器爆炸，并因此產生了“吞吃人的魔鬼之門”的幻覺；另一方面也令他由于同情累昏的工人而選擇接替他的工作。在親身經歷了繁重、重復的工作后，他伏在機器上，痛苦的呼號：“父親，我從來不知道十小時也會成為一個折磨。”在此處，他象征的是道成肉身，感受著人間疾苦的耶穌。他自己舍棄了天堂花園里悠閑歡樂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去經歷底層工人的艱辛勞作。誠然有人認為他這是出于對瑪麗亞的迷戀和憧憬，但為了一個女人心甘情愿地去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工人頂十個鐘頭的班，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尤其他并不確信瑪麗亞會到廠區來。所以，與其用“愛情”來解釋這段劇情，倒不如用“基督寓言”來解釋要來得好。其次，瑪麗亞在向工人講述巴別塔的故事時，說到了“頭腦和手不能很好的溝通，所以需要心作為調解者”，并且不斷向工人承諾他們的調解者很快就會來臨。而在劇終的時候，瑪麗亞再一次重復了這預言，弗雷茨走上前，一手拉著他父親（象征耶和華）的手，一手拉著工頭（象征人類）的手，并且將這兩只手引導到一起，緊緊握住。這個畫面的象征意義對于熟悉基督教的人來說真是再熟悉不過了：通過耶穌基督，人類得以和原本與他們隔絕的神重新和好，使天國事業能夠繼續建設下去。在整個電影中，弗雷茨多次緊緊抓著心口（以至于筆者非常不懷好意地揣測他會不會心臟病發作倒地），這個動作一方面是表示他心中痛苦或是緊張，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不停地向讀者暗示他作為“心”——調解者的身份。換言之，此處的弗雷茨，扮演了“人與神之間唯一的溝通橋梁的耶穌基督”的形象。再次，當工人們砸毀機器，工人住宅區地下開始噴水（值得一提的是此處和影片開始時弗雷茨和女伴圍繞嬉戲的噴水池場面非常相似，應該算是一個呼應關系，但此處的弗雷茨已經不再是玩耍的少年人了），弗雷茨沖入工人住宅區，幫助瑪麗亞和其他保姆將工人的孩子們救出來。這些孩子對弗雷茨寄予了相當大的希望，因此毫不猶豫地跟著他的帶領，按照工頭所指示的方向從大水蔓延的工人住宅區逃離。這個場景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先知預言的實現”，因為在圣經中，耶穌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幾乎在舊約時代都有預言，可以說也是先知指明了耶穌所要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出手拯救無辜受難者的耶穌的形象和作為。最后，在片尾他與發明家羅特旺的搏斗中，盡管一開始羅特旺占據了上風，甚至將弗雷茨打昏在地。但是弗雷茨最終還是把羅特旺從屋頂上踢了下去，發明家因此摔死，可以說，這一幕就是《啟示錄》中，魔鬼被打入火湖的隱喻。而在此時，弗雷茨也成為了“勝過魔鬼”的耶穌的形象隱喻。整部電影，其實可以看作是大都會的主人和底層的工人重新恢復和好關系的經過記錄。盡管一開始因為處境、地位等等因素的阻礙導致底層工人形如機器一般機械地進行工作——這既是當時大機器生產時代新起，而勞資關系常常陷入僵局的人們經常經歷的處境；也是進入20世紀以后，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們的信仰發出拷問，使人由于懷疑信仰、失去信仰而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但是最終的和解畫面表達的卻是導演以及小說原作者的一種良好的期望，不僅是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和好，更是丟失信仰的人們與上帝的重新和好。巴別塔——天國的建立巴別塔的出現，使這部電影的宗教意味變得更加濃厚。但令人玩味的是，這里出現的巴別塔的故事并不是《圣經?創世記》中提到的那個人類為了挑戰上帝權威想要修建的通天塔，而是一個為了頌贊神，與神溝通的浩大工程。在《圣經》中，巴別塔因為上帝變亂了人的口音而導致工程的荒棄；而在電影里提到的巴別塔的故事中，巴別塔卻是因為建造者無法明白設計者的藍圖，進而為了反抗自己身上的艱苦工作而奮起反抗，最終拆毀了建造了一半的巴別塔。在這里，巴別塔其實被當作“無法完工的浩大工程”的標志來進行敘事，而這個“浩大工程”，實際上對應的是基督教中天國的建立。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上帝造人，是為了在地上建立自己的天國，讓人與自己一同享受樂園。但是人類卻因為對上帝計劃的不了解，挑戰上帝的權威，屢屢犯罪，以至于和上帝隔絕，而天國也無從建立，甚至自己親手拆毀建造了一部分的天國，自毀長城。在上個世紀20年代，正是機器工業轟鳴發展的時代，但是這種破壞性的發展也給人類的生活環境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威脅，人類正在拆毀上帝創造給人類的這個地上世界。因此這種擔憂，表現在電影中的隱喻，就是這個巴別塔的故事。如果從斗爭哲學的觀點看來，這種宣揚忍耐、和解的哲學實在是一種軟弱的表現；但如果從圣經解釋的觀點看來，卻是讓人們重新尋找和認識耶穌，重新與神和好的一個期待。發明家羅特旺——魔鬼撒旦說了這么久，終于說到這個電影中最大的反派人物了。照理說，在電影拍攝的年代，人們對科學的發展應該是充滿期待和盼望的，但為何在這部電影中，這個發明家（有的人認為應該稱呼他為科學家，但縱觀全片，他所做的最大工作應該都是發明各種新鮮玩意兒，因此應該稱為發明家更合適）基本上什么好事沒干，什么壞事都少不了他，最后很可恥地被弗雷茨從屋頂上踢下來，摔死了。為什么這個發明家會在電影中扮演了一個反派Boss兼丑角的角色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在這部電影中，羅特旺是作為魔鬼撒旦的形象出場的。可想而知，地下工廠的那些機器應該都是出自羅特旺之手，又確實為地上世界的生活提供了各種必需的資源，但它們同時也成為了底層工人痛苦生活的根源，使工人幾乎喪失了作為人的特性，如同機械一樣的活著，甚至倒下了也只是換一個人作為備份零件頂替上去而已。這反映了在電影拍攝的年代，人們對于機械和科技的一種態度就是：既需要，又恐懼，但恐懼和厭惡的成分居多。在弗雷茨的幻覺中，工廠的機器變成了一個魔鬼張開的大口，工人們排著隊機械地朝這張巨大的惡魔之口走去。而整部電影最鮮艷的反派角色，機器瑪麗亞也是出自羅特旺之手。他的實驗室充滿了各種光怪陸離的機器和冒泡的燒瓶燒杯以及巨大的電開關，完全就是上個世紀20年代人們對“未來的實驗室”的典型想象。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實驗室的模樣和《弗蘭肯斯坦》中的科學實驗室幾乎如出一轍，而其中誕生的，幾乎都是能夠毀滅人類自己的魔鬼。只是機器瑪麗亞相比弗蘭肯斯坦，具有更強烈的惡魔性而悲劇性則要少很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這是因為機器人和人類之間天然的種族隔閡導致的差別。但不管怎么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羅特旺的實驗室確實是體現了人們對科學發展的一種既崇拜又恐懼的復雜心理，人們認為科學的發展將會帶來生活的重大變化，甚至期望機器能夠完全代替人工作；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科學的發展又令人們感到恐懼，因為流水線上的工人已經完全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這種發展趨勢令他們對自己的未來與機器之間的關系充滿了恐懼。因此，在電影中，發明家羅特旺就變成了一個類似于魔鬼的角色。他的房子里有各種玄機，他發明了工廠里一系列異化人的龐大機器，制造了機器人瑪麗亞，還跟大都會的主人，資本家弗雷德森搶過女朋友……筆者十分懷疑電影其實將海爾這個女人處理成類似于“天國”的形象，但無奈看到的版本中甚至沒有海爾的戲份，因此無法進行深入挖掘。但總之，他不僅是一個工人們幸福生活的破壞者，也是破壞一切的始作俑者。但令人玩味的是，他制造機器瑪麗亞，卻是在弗雷德森的授意下進行的，這也許也反應了當時人們在宗教觀念中對上帝的質疑——上帝究竟是不是全善的，是不是全知全能的？如果是的話，為何他會允許罪惡和苦難的發生？這種疑問投射到影片中，就有了羅特旺的一系列在弗雷德森的授意下用機器瑪麗亞取代真人瑪麗亞，去煽動工人搗毀機器的場景。關于機器瑪麗亞的問題我們另立一個標題來進行討論，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羅特旺的所有發明，應該都是在弗雷德森的授意和指示下進行的。這不僅反應了人們對于資本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資本家提供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保障，另一方面資本家也推動發明各種機器來讓他們的生活更加機械化；而且還反映了人們在宗教信仰上的一種動蕩狀態——既相信上帝的美善，又質疑上帝允許魔鬼制造苦難的動機和行為。影片的結尾，羅特旺發現了真瑪麗亞，一心想要把真瑪麗亞害死。正如圣經中描寫魔鬼迫害先知或使徒一樣，但他的結局也與圣經中的魔鬼相去不遠——魔鬼被耶穌打入火湖承受永久的酷刑，羅特旺被弗雷茨踢下房頂，摔得非常難看。機器瑪麗亞——敵基督在影片中，瑪麗亞一直在對工人們宣稱，你們要忍耐，要等待調解人的到來，要忍受命運……有趣的是，這種明顯的“思想麻醉劑”卻被弗雷德森生生切斷，讓羅特旺搞了個機器人冒名頂替，攪亂工人們生活的正常秩序。機器瑪麗亞的出場可以說是相當迷人，而且非常能蠱惑人心。上場第一句話就是“我已經教導了你們忍耐，但現在已經無需忍耐”，完全徹底地打破了原先“等待調解”的教導，而工人們居然沒有一個懷疑的，毫不猶豫的就跟著振臂高呼了。要是放在中國電影里，大概就是“飽受壓迫的工人奮起反抗欺壓他們的資本家，在瑪麗亞同志的號召下鬧革命”的劇情了。但弗里茨是個德國導演，機器瑪麗亞在這電影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派角色，一個令人愛恨交織的反派角色。說她令人愛，是因為她不像真的瑪麗亞那么單薄，那么軟弱無力，那么遠離世俗；她充滿活力，善于挑逗人心，鮮活跳脫，她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正中工人們的心事，她了解他們，她把資本家罵成了他們的大敵，幫助他們把自己心中郁積已久的情緒釋放出來，幫助他們去爭取自己的權利……看起來真是美好，她的外表蒙騙了許多人，以至于對瑪麗亞深信不疑的人們都相信她說的就是對的，并毫不猶豫地去照著執行。但熟悉瑪麗亞言行的弗雷茨卻一眼認出了機器瑪麗亞就是冒名頂替的“假冒偽劣”，因此毫不猶豫地就指出“你不是瑪麗亞”。只可惜腦袋發蒙的工人們已經完全聽不下去，反而認為這個來揭露騙局的弗雷茨既然是資本家的兒子，自然是與他們作對的，于是在他們砸機器的行動受阻后，毫不猶豫地暴打了弗雷茨一頓，打得他昏死過去。（看到弗雷茨被打的那一幕時，筆者近乎條件反射地想到了基督教中的“耶穌受難”，同樣的為了民眾的利益去反對他們做錯事，同樣的被搞得慘不忍睹。而且此時的弗雷茨還穿著那套工作服，表示他仍然保留著“道成肉身的耶穌”的形象暗喻）機器瑪麗亞掀起工人和資本家的對抗，并且大獲成功，廠房里的大機器都被砸得滿目瘡痍，工人們歡呼自己的“革命勝利果實”。殊不知自己的家里已經大水漫灌，留在家中的孩子也有了性命之虞。歡樂瞬間變為痛苦，機器瑪麗亞立刻從“革命領袖”變成了“女巫”，最終被燒死在火刑架上。這既是圣經中敵基督被打敗的一個寓言表現，也是當時的人們對“搗毀機器”這種極端做法的一種反思，更是電影導演對當時已經初露苗頭的工人運動和民粹主義的擔憂和顧慮。因此機器瑪麗亞被燒死，不僅是人們對機器的恐懼的最極端化表現，對啟示錄中的末日之戰的寓言表現，也是導演對民粹主義的否定思考。不管怎么說，作為一部1925年拍攝的電影，《大都會》在藝術手法、思想深度以及技術水平上都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其建立的大量母題和經典畫面，在此后的科幻電影中得到了反復的運用和不斷的重現。而這種“基督教寓言”形式的科幻電影模式，也成為了科幻電影拍攝的一種可供借鑒的前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90年代拍攝的《駭客帝國》，正是這一表現手法的更精細的運用。披上了科幻色彩的宗教電影，可以讓人們在光怪陸離的影像中認識和接觸到宗教的內涵意義，并且能夠非常輕松地深化電影的思想深度，因此被西方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導演們所喜聞樂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類跨類型電影，也成為了宗教宣傳的另一種好用的工具。影片最終幕，工人和資本家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和解的象征，這一幕對于看慣了朱毛會師、革命斗爭的中國人來說，真是相當之別扭和不明就里。但對于熟悉基督教的西方觀眾而言，這個明顯的譬喻真是根本不用解釋了。人和神的和好，人和人的和好，天國的事業終于可以繼續建設下去。所以，看到結尾，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充滿了基督教樂觀主義情感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