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末，一部“兒童不宜”片引發了不可思議的觀影狂潮： 影片當時一票難求，黑市票甚至炒到六塊錢一張（正常票價才幾毛錢）；這項70萬小投資制作最后創下近5倍的票房盈利。它便是我國首部立體聲恐怖片——《黑樓孤魂》。    美國學者歐內斯特?瓊斯在《論惡夢》一文里，對電影史上的恐怖片進行了開創性的心理分析，他指出:“恐怖片是在最原始的無意識的層面上表現‘他者’的。”同樣，羅賓?伍德也明確表示:“恐怖片這一類型本質上的政治進步性在于提出了西方社會中‘邪惡’的社會結構問題。”可以說，通過電影的方式尋求“邪惡的他者”，訴諸觀眾的本能，宣泄其與生俱來的內心脆弱感和恐怖體驗，進而反省置身其中的社會語境及其意識形態氛圍，是作為類型的恐怖電影最根本的文化特征。（李道新，2004）   《黑樓孤魂》上映于1989年，一個特殊的年份，中國社會正醞釀著巨大的躁動與不安。無論從故事內涵、影片結構抑或制作方式來看，這都是一個異常豐富的文本。影片所認定的“邪惡的他者”，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時人對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語境的真切體驗。它也喻示著九十年代社會的發展方向，以及伴隨發展揮之不去的憂慮。一、歷史反思與套層結構    簡單地說，《黑樓孤魂》講了一個冤鬼復仇的故事：文革期間，一個家庭慘遭不幸，父親臨終前將財產和女兒小菊托付給一位20多年的朋友。但朋友謀財害命，把小菊吊死在地下室。十幾年后，住這棟舊樓的錄音師霍峰和女演員于紅無意間發現此事，他們決定查出真相，而與此同時，慘案接連發生。    文化大革命被認為是災難的根源，片中很多對白都對那動亂的十年進行了批判和反思。比如“那年月活不了，只有死”、“那年頭自殺的人天天都有”、“那日子口公檢法都砸爛了誰管”、“國家都瘋了，何況人呢”等等。    《黑樓孤魂》選取了套層結構的結構樣式：結尾一群精神病患者（都是片中演員）在醫院閑聊，小菊站在一邊，把玩著鑰匙（片中恐怖道具之一），而女演員則成了護士，招呼大家：“吃藥了”。最后鏡頭在她推來的藥車上定格，全是各種不同藥片的特寫——原來，“黑樓孤魂”的傳說只是出自精神病人的想象。在電影創作追求“宏大命題、深刻反省”的年代，這種荒誕手法的運用非常罕見。    如此顛覆性的設計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講求科學，破除怪力亂神，內地驚悚恐怖類影片最后一般都要告訴觀眾，鬼是假的。然而從另一角度分析，也可以說，故事看似純屬虛構，但其實它是真實的，它的真實使得“黑樓孤魂”中每一個人物最終都成了精神病患者，就像文革帶給人們無盡的精神后遺癥。    19年后導演梁明在一次專訪中回憶說，當年他們就考慮，弄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東西，會被認為是不真實的，最后怎么才能收得住呢。像他們這個年紀，從文革中過來，雖然只有八九歲，但那種感覺都是親身經歷的，包括抄家，冤死的人，在他們幼小的心靈里，都有很深的刺痛。大家伙一商量，覺得中國人當時確實是生了一場大病，各種不同的病，有的人去害人，有的人被害，都是由于這樣一個時代環境造成的。開始時想了很多結尾，但是最后大家認定就是它了，“咱們就吃藥了”，梁明笑道，“十年文革之后，每個人都需要吃藥”。     如此說來，《黑樓孤魂》好像是一部專為反思文革、蘊含深刻思想和社會意義的影片。“邪惡的他者”被置換為一個經由政治統一論述過的“敵人”，從而匯入對那個時代表達感傷和道德譴責的“宏大敘事”的洪流中。但這么說似乎又未必準確。我總覺得，影片中有許多旁逸斜出然而含混不明的東西，這些“題外之義”極大地增添了作品的豐富性，甚至成為更突出的表現對象。而文革，作為復仇的背景和起因，在片中它不過是女演員于紅那雙靈異之眼看到的幾個模糊且并不連續的斷片影像。即使對話時，人們也是毫不沉重地談論它，帶著老人說舊的閑適口吻。文革縱然遺患深遠，但到了八十年代末已是一個略嫌遙遠的存在，它對人們生活的實際影響遠遠不及那些當下時興的觀念與風習。二、多重敘事    戲中戲的套層結構之外，影片中還有幾條平行的敘事線索。故事主線是某制片廠正在拍攝一部電影，為了補錄聲音效果，錄音師霍峰帶女主角于紅來到他所居住的一座即將拆除的舊樓里。可于紅老是走神，霍峰似乎也聽到一種奇怪的響聲，好奇心驅使他獨自闖入了陰森恐怖的地下室，但什么都沒發現。回到房間后，霍峰習慣性地打開錄音機檢查錄制效果，不料聽到立體聲的兩個聲位中發出不同的聲音。一個聲道錄的是于紅的腳步聲，另一聲道卻是非常奇怪的哭泣聲及撞門聲。于紅的“特異功能”使她可以看到過去，她發現文革時這里發生了一起謀殺案，被害者是個14歲的小女孩。為了弄清真相，他們開始走訪調查。霍峰能錄到未來的聲音，于是在過去影像的重現與未來聲音的預警中，犯下的罪行和相應懲處陸陸續續展現在觀眾眼前。    第二個故事是小菊家的悲慘遭遇：文革期間父親入獄，母女生活困難，母親向一名小頭頭求助，反遭強奸，羞憤之余跳樓自殺。后來父親病重，托孤于一位朋友，結果朋友圖財害命，殺死小菊并將其偽裝成自殺的假象。    第三個故事是導演鄭磊拍的電影所講述的故事，下一節將重點分析，此處且不贅述。    第四個故事關于金佛。網上有評論說“金佛的設置好像有點多余，可能只是為了連通劇情”，我以為恰恰相反。霍峰采訪當年抄家的紅衛兵時，那人透露當年是上面點名要他們家的金佛。這里暗示了“上面”貪求金佛與小菊家遭遇不公之間或明或隱的聯系：宏大的政治話語背后，仍是經濟邏輯在運作——不幸其實來自人們對財富的貪戀。混亂中，這尊大明包金佛像被小混混尤飛偷到手，據為己有。此后他多次以其為誘餌，干起倒賣古董的生意。導演鄭磊買金佛被他用假貨掉了包，騙走兩千塊錢，這個鄭磊正是當年吊殺小菊的人。片中人物通過多種方式發生聯系，共同推進敘事。后來尤飛被嚇得神志不清瘋掉了，嘴里還一直念叨：“小菊我還你了，小菊我還你了……”。金佛最終物歸原主。    和前兩條線索相比，這個故事并不起眼，但我以為它才是電影真正在講的東西。整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一個關于財富和欲望的敘述，小菊家的悲劇和小菊本人的被殺都根源于此。    導演鄭磊和尤飛的第一次接頭地點定在一個金碧輝煌的舞廳。攝影機帶我們觀賞了舞廳光鮮歡躍的人群，華麗多彩的燈光，搖過舞池、吧臺、酒座，然而就在這高檔奢華的場所里卻進行著卑鄙的勾當。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小菊的冤魂正是利用尤飛貪財將其引入地下室。通往地下室的走道紙錢紛飛，我們看見尤飛帶著不可置信的表情抓起幾張白色冥幣，接著攝影機采取他的視點鏡頭對冥幣給了一個大特寫：他看到的竟然是真實的鈔票，而且是美鈔！尤飛粗大的手指貪婪地摩挲著它，喃喃道：“嘿，邪了”。鏡頭又轉，只見他眼中流露出如癡如醉的神采，隨后彎腰撿錢，追隨著一地美鈔走向了他的末路。我覺得這個場景特別耐人尋味。為什么不是人民幣，而是美鈔？如果說美鈔是美國或西方文化特殊的象征物，那么它預示著像尤飛這種盲目迷戀追隨的人必然走向厄運，走向毀滅。此處不僅批判了人們對金錢的狂熱追逐，也是在譴責八九十年代之交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向往。這是對一個外在于我們的華麗而神秘的“他者”的向往，但一切卻不過是幻象而已，一如美鈔實為冥幣。“嘿，邪了。”邪了的是人們的心態，邪了的是這種心態下的中國社會。三、電影中的電影    影片的主人公在片中也都是拍電影的，于是對白里出現了許多專業術語及電影人的自嘲，別有趣味。如房主催霍峰搬家的時候指責他：“你們這些拍電影的，就知道教育別人”。還有片頭霍峰對導演提出樓梯聲音不對，能不能讓制景再加工一下。導演說：“這事可夠嗆，就七十萬，哪來那么多錢”。后來經影片真正的導演證實，《黑樓孤魂》的投資確實只有七十萬，而且拍攝過程中也很受到資金問題的制肘——這便有點“元電影”的意思了。    片中只有一處提及鄭磊所拍電影的具體情節：他給女主角于紅講戲，說“作為這個家庭的養女，你并不準備接受你養父的錢和這次出國的機會。為了讓你養父的親生女兒出國，今天晚上你準備悄悄地離開這個家……”。然后就是片尾新聞發布會上，鄭磊在臺上大談影片的主旨和深刻內涵，所謂意在喚起人們的良知，在相處時的真誠；促進我們古老民族的真誠、善良、互助、團結的美德等等。讓一個背信棄義、謀財害命的兇手在眾人面前頌揚良知，這不僅僅是為了反諷。如果稍加考量，我們會發現兩個故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反轉關系。同樣是養父和養女，鄭磊辜負朋友重托，為了獨吞錢財殺死小菊，小菊的冤魂最終向他復仇，將其吊死在舊樓里。而鄭磊拍攝的電影中，養父把錢和出國的機會都留給養女，而不是自己的親生女兒。養女深為感動，卻不肯接受養父這么重大的犧牲，寧愿悄悄離開。前者冤冤相報，后者報桃投李，這是影片內部的現實與虛構，其中他們對金錢的態度和處理方式構成了最顯著的區別。再回過頭看鄭磊關于良知和傳統美德的一番講演，我們會讀出更深刻的意蘊：惟有輕視金錢才能喚起良知，維護我們古老民族的傳統美德。    然而現實并不能如人所愿，這是一個充斥著各種欲望的時代。主演于紅開始 不知道應該怎么去表現離開養父家時那種復雜的心態。鄭磊為了啟發她，對她說，“于紅你要成為中國的大明星了……這部影片將參加國際電影節，你可能成為國際明星。你知道我對你從無所求，你現在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于紅就將所謂“復雜的心態”表演出來了。但這顯然屬于兩種南轅北轍的“復雜”，電影中是感恩和惜別的一片真情，于紅表現出來的，卻是對名利的渴望和野心。霍峰起初制止小菊殺死導演是為了訴諸法律，即人間的秩序，希望拿到他害死小菊的證據，然后通過正常的程序將其繩之于法。但于紅卻出于私心，她說：“千萬不能讓他死，這部影片還沒完，它對我很重要。”霍峰這個毫無私欲，一心主持正義、維護人間法則的人最終躺在醫院神志不清，復仇仍舊以鬼魂的方式完成，這也是對法律和公平的嘲弄吧。        分析過電影中的電影，再說點電影外的事。《黑樓孤魂》作為內地最早的獨立制片，是一部集藝術商業元素于一體的電影作品。它的制作過程本身就體現了商業化時代，電影對大眾心理和市場的迎合。該片投資是梁明和制片人一起拉來的，由一個鄉鎮企業家出資。作為導演的梁明當時有很大壓力，覺得不能讓老板虧本。后來正好看到這樣一個劇本，既有社會意義，同時它又是一個恐怖片。建國后這樣的片子極少，《黑樓孤魂》算是中國第一部立體聲恐怖片，也是第一個片頭打上“兒童不宜”字樣的電影，屬于限制發行。但這樣反而更吸引人，據說當時賣了三百五十多個拷貝，一個賣一萬，可說是創造了當年的票房奇跡。參考書目：謝冕、張頤武：《大轉型——后新時期文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李道新：《意識形態氛圍與中國恐怖電影的不可預期》，見《電影新作》2004年第5期侯亮：《“第五代”中的海歸派——訪導演、攝影師梁明》，《大眾電影》2006年第20期胡不鬼：《專訪經典恐怖片〈黑樓孤魂〉導演梁明：當年沒有張藝謀拍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