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演員方面：劉曉慶和姜文經過1986年《芙蓉鎮》的親密合作，再次飾演夫妻檔，可見導演凌子風對二人的青睞。不過，這對“夫妻”經過上次的磨合，明顯自然多了，放得也更開了，這從影片開場不久劉曉慶的一場幾乎全裸的洗澡戲中可見一斑。    對于角色的把握，二人也表演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劉曉慶把春桃的那種善良而又倔強、重情重義的性格近乎完美地表現了出來。而且作為大牌明星，劉曉慶在影片中飾演一個撿破爛的，整天穿著破破爛爛，還得背著個大簍子走街過巷地收破爛，挻不容易的。不過，值得贊賞的是，影片中春桃這一角色，不再是過去的那種凡事都得靠著男人的那種婦女形象，而是有著強烈的獨立意識和獨立人格。這從影片中，她的那句話：“誰的媳婦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個兒的”可以明顯看出來。    姜文在影片中的角色有點模糊，不知道搞什么行當，不過從影片中的蛛絲馬跡中，大約能猜出好像是掏古懂，在垃圾中“掏”一些值錢的東西，然后倒賣給古懂商。不過這并不影響對劇情的理解。當他穿上袍子，戴著帽子走在街上時，我似乎看到了年輕的“李蓮英”，就差那條辮子了，哈哈。    2、情節方面：影片情節非常簡單，導演也基本上把一些枝枝椏椏全給簡化了，集中于故事主線：春桃本來與向高過得好好的，突然斷了雙腿的前夫回來，面對兩個男人，春桃到底該如何抉擇？這也成為故事的主要沖突。不過這種沖突，不在于動作，而在于情感。當看到春桃提出三人一起過時，我突然聯想起了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二者在某些方面的確有雷同之處。    3、主題方面：對于導演凌子風來說，其意圖似乎并不僅僅在于講述這樣一個不合理俗的畸形家庭的故事以娛樂大眾。而要想探討影片的內在文化命題，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影片的拍攝時間，也就是講述故事的時間——1988年。正所謂：“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當我們將這個時間與影片聯系起來，我們會發現其實影片包含著一種豐富而有富有強烈社會現實感的文化命題——傳統與現代，理智與情，何去何從？    在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熱潮正一浪接一浪地刺激著中國民眾，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市場經濟的鑼鼓已經在祖國各地震天價地敲響起來，人們在面對經濟所帶來的好處的同時，傳統的價值觀卻如大廈將傾，“禮崩樂壞”。正如影片中的春桃一樣，人們面臨著艱難而又痛苦的價值抉擇。   一面是，拜過天地、拿過龍鳳帖的前夫——代表著理俗/傳統；而另一面是共同生活三年同時也相親相愛的相好——代表著愛情/現代。春桃的選擇，已超越了簡單的對兩個男人之間的選擇，而是在一種理俗與愛情、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抉擇。這種抉擇無疑是痛苦的，而對主人公來說卻又是無法逃避的，因為二者不可能兼得，正如同不可能兩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共同生活一樣，那是畸形的、不正常的，同時也不為社會所許可的。    春桃的這種痛苦抉擇，與1980年代中國人面對現代社會轉型時的痛苦是一樣的，人們一方面希望享受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喜悅與刺激，另一方面，又極力想挽回漸漸崩潰的傳統價值觀，。這正如影片中春桃所說：“我不能因為你殘廢就不要你，但我又舍不得丟下他”。正是這種矛盾與糾結中，人們的思想自然產生了波動與掙扎。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前夫在影片中被設置成一個在戰爭中失去雙腿的殘疾，而作為現代文化代表的姜文，不但身強體壯，而且還是一美男子，這無疑隱含著導演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某種傾向性認識。    尤其是影片最后，當春桃走出門口時，胡同的兩端，一頭是前夫，一頭是姜文。（當然，這個場景到底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還值得商榷）這種對立也正好印證了上文所說的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的對立。然而，有意味的是，春桃面對二者的表情卻是極其微妙而又富含深意的。我們注意到，在面對前夫，春桃表露的是一種自然而寬松的心情，而面對姜文卻是喜極而泣，同時響起激昂的音樂，這無疑也暗含著導演的傾向。雖然，導演最后留給我們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并沒有明確給出春桃的選擇，但從這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導演的暗示與其傾向。    所以，從這部影片我們也可以看到導演凌子風對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種種抉擇的思考，以及他在影片所表達的某種認識與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