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講述了一個女人分別同一對父子展開的兩段戀情，時間跨越20餘年。其中女主角采薇（林青霞飾）1987年來同與兒子（吳大維飾）的戀愛為主線，穿插敘述了1960年代末作為大學生的采薇同政治系教授（林子祥飾）的婚外戀。但是既然是許鞍華導演，這並沒有局限於倫理道德的思考，更不會流於一般愛情片的俗套。重要的的是，許鞍華將這20年的香港政治運動影射其中，影片因此獲得主題上的提升。 愛情倫理片      拿獎學的優秀女大學生采薇，陷入同已婚教授的愛戀而不能自拔，隨著戀愛的進行，如同所有愛情倫理片一樣，出軌的男人和小三被妻子發現，於是引起這一場風波。采薇決心放棄者一段戀情，投入社工的工作中。20年後，亦步入中年的采薇在澳門無疑接觸到青年男子張天安，由社工對不良青年的幫助逐漸變成不年青年追求社工。再後來，又在無意間采薇遇見教授，教授借酒澆愁卻醉倒車內，采薇將其帶回家又遇見了張天安，這是才發現，原來采薇喜歡的兩個男人竟是父子……      故事其實是精彩的，雖然現在看來有些俗套了。兩個子故事分開來看都可以衍生出各自的倫理議題：婚外戀，誇年戀。但是交疊在一起使故事有趣人物的塑造也頗為形象。采薇由一個大學生到社會工作者，年齡的變化並未帶來心智的蛻變，與一堆的戀愛，其中角色的轉換，情感的流動，很是吸引人，不過林青霞並未能夠很好的帶來這一層次轉化的表演。不過林青霞本不是以演技而著稱的，“她太美了” 連許鞍華也這樣說。       張天安這樣一個不良少年，代表著年青一代的愛情方式：把戀人的頭像映在衣服上，帶戀人去違禁區放禮花，對性的無所謂……這樣的主動追求可能很多女生都禁不住吧！他也有可愛的一面，偷偷換掉鞋子，忘記計程車後座的女友……引發觀眾一陣陣大笑，其實這也是香港電影一直以來的草根性的表現。隨時可見的調侃和幽默。      張教授的妻子雖然戲份不多，但是表現得非常到位。她的出現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懷孕后偶然發現丈夫與采薇的姦情，不動聲色卻會把采薇夾的菜狠狠倒掉。接著爲了丈夫的安危（炸彈事件的追查），顧全大局對偷情中的采薇容忍。第二次是與丈夫在家中，對酒醉的丈夫說重頭來過。女人，似乎更不願意變動，於是往往能原諒男人所犯下的錯。第三次，是影片末尾，采薇帶張天安來看望即將病逝的父親，在醫院門口與采薇碰面。所有的這三次碰面都沒有出現大吵大鬧的場面，但是心中對這個害得她家破人亡的女人並非全無怨恨。但是我想，20年後的那次碰面，她或許真正釋懷了。 在我看來，許鞍華對這個角色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她一直以來對女性的關注。而妻子或許是大多數香港女性處事方式的代表。 政治電影      就電影本身而言，故事與政治是兩條平行線：故事的發展帶出政治的變遷，政治運動的發生推動故事的進行。      影片直接涉及的有兩次運動：六七暴動和八八直選。 六七暴動是上世紀60年代末（約1967年）發生的香港左派對港英的不滿展開的反抗運動，由勞資糾紛引起，從最初的遊行示威逐漸演變到暗殺，炸彈。六七暴動的目的正如影片中的口號一樣：“打到港英，還我同胞自由” 而八八直選是1988年爲了促進民主政治而舉行的請願。      50年代，一批大陸政治人士來到香港，支持共產黨的左派與支持國民黨的右派對立，而港英政府對此并沒有表明立場或採取有效措施，加上香港又是在英國統治下的華人地區，社會動盪的因素繁雜，社會衝突的牽涉面因此廣泛。60年代，香港發展加速了社會的動盪，為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尋求香港出路，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今夜星光燦爛》正是借由一個愛情故事來影射香港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政治局勢。而許鞍華也借此表達了自己對香港政治的關係和態度。      許鞍華對香港的政治運動持有一種無力感，經由影片裏面的潘宗龍這個角色傳遞出來。他從暴動，學運，保釣，區議會一路走來，發出了“在香港搞政治無前途”的感慨，他將自己所做的事定義為“有意義但無結果的事”。雖然許鞍華對這些政治運動是給予了一定的肯定（有意義的事），但是這種肯定又不能帶來令人滿意的結果，加上又要面對97回歸的問題，因此產生了這樣一種強烈的無力感。       除了對香港前途擔憂的意識，許鞍華還揭露了香港人性格的兩個層面：      第一是港人的自私。影片開始時教授給學生說了這樣一段話：“我非常崇拜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那種偉大精神，因為它表現了那一代人對他們神聖理想的獻身。這些人甘願為他們的信仰做出忘我的犧牲，完全忘記了他們個人的存在，也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奠定了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這樣簡單而有力地模式……或許你們能。”這是60年代的下一代，也就是潘宗龍所代表的一代，他們的確在追求著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這樣的政治追求又是不夠力度的，香港人“為自己著想”阻礙了政治運動的發展， 少有人願意“爲了自己的理想做出忘我的犧牲”。影片說“香港就是靠著每個人都自私，想著自己，才換來了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潘宗龍又說：“別埋怨香港什麼都沒給你，那麼你給了香港什麼” 。這頗像是對年輕一代的說教。在香港人逐漸變得趨利避害，在抱怨沒有獲得好處的時候，是否應該反思自己為香港做了什麼呢？      第二是逃避的態度。采薇一直以來并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的感情，沒有反思和理性，憑著自己的感情來處理，才造成了自身的悲劇。潘宗龍說這是逃避。采薇的好朋友信奉聖母，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借宗教逃避現實。港人在面對自己的政治命運時，採取逃避的態度，要麼不愿思考，要麼借助外物逃避。      這種逃避同樣顯見于香港電影圈。新浪潮興起大批導演中只有許鞍華從“越南三部曲”開始便持續關注著政治問題，面對香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而以電影為娛樂的右派作風在香港電影界盛行，很少觸碰政治話題。雖然很多導演偶關注了前97憂慮，但是更多的是爲了迎香港觀眾的心理期待。許鞍華是否也借此影射香港電影呢？      然而，許鞍華並沒有明確的將香港政治的無力感直接歸因與香港人的自私與逃避，只是借由電影來展現港人的這中現狀。這也正契合許導一貫的謹慎與客觀，她只是作為一個述說著的角色而非評論者。       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香港演員林子祥的角色是受過傳統英式教育的教授，林青霞又是的臺灣演員，片中還涉及了澳門的場景，其中又出現了長城的意向，這樣把內地，香港，臺灣，澳門一個大中華地區全部包容進電影里。從中延伸出一個有趣的歸屬問題：臺灣的歸屬，澳門的歸屬，香港的歸屬。香港此片拍攝時（1988年）已經確定了97回歸的事實，也正是這一回歸的確定性帶來了歸屬后香港該何去何從的擔憂。      導演許鞍華通過對一個愛情故事的深入塑造，再現了這20年來（1960末—1980末）的香港政治變遷，表達的是自己對香港前途的擔憂：香港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政治運動雖有意義，但在這片土地上希望渺茫，而80年代的港人又有著自私的性格和逃避的態度，97回歸又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香港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