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聽到馬丁路德金那段慷慨激昂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時，我總會想起小時候為了應付老師的提問而自己編造出來的那些不靠譜的夢想，比如將來要成為一名宇航員、科學家、戰地記者，甚至國家主席等等。而站在我們今天的立場去看當年的我，我一定會驚訝不已，我開始思索到底是這個世界變了還是我變了，最后思索的結論便是我開始變成我之前唾棄的那些人：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 偽文藝青年 裝逼分子，而統統的這些都和我曾有過的那些“夢想”里高大全的形象是那么的相去甚遠。高考之后稀里糊涂來到一個外語學院學新聞，雖然并非本人所愿，但還是暗自慶幸，也許上天冥冥之中有安排，讓我在朝著自己小時候那個戰地記者的夢想又近了一步?？墒聦崊s是，四年過去之后，我還是沒有成為所謂的戰地記者，甚至連記者的邊都沒沾上。雖然那些不靠譜的夢想從未實現，但我卻在從一位前輩那里了解到做記者的真諦：作為一名記者應該看到和主流聲音不一樣的東西，如果被主流意識形態牽著走，那做記者和普通人還有什么區別。當然這句話不是說給自己聽的，看看現在那些新聞從事者不會獨立思考，只會在D的主旋律和各種八卦炒作中自娛自樂，不知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還是國家的悲哀。當然這也涉及到體制的問題，就像我們國家的電影人始終都不可能成為大師，因為他們所要直面的世界并不是一個純粹的世界，我們生活的是一個四處充斥著意識形態的神奇國度，如果說是我們自身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也就罷了，但始終有那么一群用屁股代替腦袋思考問題的某審查機構的存在更是抹殺了成為大師的可能性。在電影史上，許多大師級別的人物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對生活著的世界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懷疑與批判，這些懷疑和批判或尖刻或曖昧、或深入或膚淺。奧利弗·斯通是一位社會真實派的天才導演，他的多數作品都是屬于正面觸及社會現實，而且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因此，他的這些作品不同于我們所熟知的、一般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多數“現實主義”作品屬于編造的現實，重在其內容對現實社會的關照或者叫“寫照”。但奧利弗·斯通喜歡更直接地采用社會現實當中的真實事件來作為他的影片，從而使他自己在運用電影藝術揭示社會現實的實踐中更具有批判味道，我想如果美國政府最后悔的事情除了發動了上個世紀最笨拙的“越戰”之外，就是把斯通送到越南去服役了?！端_爾瓦多》在奧利弗·斯通一系列的政治題材電影中，或許還不算是最出色的一部，但在世界電影的浩繁長卷內，它卻是最出色地直面戰地記者生涯的傾情之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時任美國總統的里根是一位堅定的反共人物，他的名言是：“朝自由民主邁進，會將馬列主義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之中”。里根在自己兩次競選和多次演講中，都喜歡講這句話。根據所謂里根主義的原則，他還支持中美洲、亞洲及非洲的反共產主義活動。里根在外交政策上是“完美而典型的冷戰斗士”，只要是反共的事，他都不惜出錢出兵支持，當時尼加拉瓜的反共游擊隊和薩爾瓦多的民族共和軍就得到過里根各方面的資助。影片《薩爾瓦多》的主人公理查德·博伊爾是一名戰地記者，因為酗酒和吸毒而丟了飯碗，于是他來到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原想拍攝一些戰地照片賣錢，但迎接他們的是動蕩的政局：軍政府抱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殘酷，濫殺持不同政見者和疑似持不同政見者，借口是他們已經被蘇聯和古巴赤化，并因此得到美國政府的軍援。在目睹了政府軍對于對于無辜百姓的屠殺、萬人坑、傳教士被刺等慘劇之后，原本抱著投機賺錢夢的博伊德憤怒不己，冒著生命危險要把軍政府的惡行公之于天下，并開始同情反政府游擊隊，奧利弗.斯通左傾的政治觀念也在此得以顯現。描述游擊隊的段落中充滿了澎湃激情，有一段印象特別深刻，共產黨游擊隊訓練的畫面，配的卻是前蘇聯時而雄壯時而深情的革命歌曲。但游擊隊進攻城市濫殺無辜的行徑又使理查德徹底陷入了信仰的混亂之中，這是奧利弗·斯通的混亂，同時也是很多人對于二十世紀的迷惘：所謂標榜著民主的國家為了政治利益而任意踐踏其他國家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用暴力革命推翻不平等的社會體制，卻不可避免陷入更殘暴更獨裁的怪圈。拍攝于《野戰排》之后的這部《薩爾瓦多》，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整個世界政治生活的寫照。軍政獨裁者的殘酷、共產主義者的革命激情、民主國家對外的虛偽。整部影片，也充滿了奧利弗·斯通自我解剖式的悖論：既沉醉于暴力的激情，又悲天憫人；既鼓吹社會主義革命，又憎恨GCD政府的非人道。《薩爾瓦多》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頗多微詞，這在影壇上是極端少有的作品。影片從一個高姿態出發，揭露了種種隱蔽的官方丑行。所以說影片是荒誕的，無政府主義的，斯通在影片中明確表達了的對美國政府介入薩爾瓦多內戰的批判，從而使這部片子與現今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微妙的共振。影片的結尾，博伊爾極力拯救的情人瑪利亞還是在邊境處被移民局的人移送回薩爾瓦多，斯通也借博伊爾之口狠狠地詛咒了他的祖國——雖然他知道也許美利堅就是世界上最公正最民主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