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的人可以在心里偷偷保留信仰，被驅逐的人可以再回來，但死去的人，永遠不會再出現了。”    “沒有哪一個文件里提到‘殺死猶太人’，只有‘最終解決方案’。這個名稱意味著，從現在起將要發生一些不能直接去表達的事情。”     ——朗茲曼找到的是什么？是一個黑洞。當“最終解決”這個名詞被寫在紙上的時刻，實存的空間和精神的歷史領域同時發生了一次劇烈的崩潰，這崩潰將所有周圍所涉及到的東西都卷了進去。而任何我們今天所能看到和所能采集到的，都不過是這個黑洞邊緣的殘片。朗茲曼的影像同樣如此，他只能為我們表明這個區域，卻無法涉及其本質，更不能到達其核心。    我甚至懷疑那核心不是邪惡。邪惡的目的從來都不是毀滅，而是毀滅所能達到的效果。或者也有無因之惡，但那不需要如此之久的持續毀滅來發泄。在殘忍或丑惡的暴風眼里，同樣有一種空白。這空白是人類還不能認識到的。     ——鐵路和河流穿越集中營。前者運送來受害者，后者運出他們的骨灰。    這是一場自然和人工兩個世界被聯系在一起的共謀。森林和荒原成為集中營的掩護和場地，而指導其中運作原則的，是工業文明的產能原理。在此之前，我們對納粹文明——如果這也可以被稱為一種文明的話——理解得實在太膚淺了。這個以毀滅為目的的文明，可能創造了許多前無古人的方式，包括這種資源利用的設計。他們也許是古典和現代觀念的最佳結合體。    當某一受訪者提到“某某公司承建了特里布林卡集中營”時，那語氣和談論一樁房地產生意沒什么兩樣。實際上對于那些承建了集中營工程的建筑公司，那些研制開發了毒氣汽車的汽車公司而言，這確實只是一樁生意而已。在商業的領域里，一旦訂單模式開動，很難想象還能給良知和倫理留下什么空間。因此，指望商業文化引領人類的道德水準，是絕對靠不住的。    而且，追問他們知情與否是不現實的。須知訂單是一個語境中的概念，寫在這個概念體系里的內容，只是一件產品而已。其他角色和性質與此語境無關。軍火商的存在就證明這一點。設計核彈頭和設計毒氣室的性質并沒有本質不同。    ——接受采訪的猶太人和黨衛軍，前者的臉清晰，后者的模糊。清晰當然是一種坦然，受難者的話語權有著不可侵犯的絕對性。然而這絕對是苦難之后的殘相。大部分受訪者臉上都有警覺和麻木的表情。他們在避免回憶最痛苦的時刻，避免重溫最可怕的內心體驗。他們在極力尋找當時當地曾經失去的感受，因為過度的驚恐和各種極端刺激，人已經無法再體驗什么和感知什么。這些回顧從而只能做為陳述事實，而他們的這種表現，本身就暗示著事實的恐怖程度。    因為同樣的原因，黨衛軍們，我看不清他們的臉，但我相信在當時當地，他們也都失去了感受的能力。以至于事后他們完全無法理解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事實判了他們的罪，他們確實是殘忍的施暴者，而且不容狡辯。可他們對自己的行徑已經沒有任何感情化的記憶。令人作嘔的環境、周圍垂死的人和腐爛的尸體，殘存的人類良知的壓力，對他們同樣是一次非人性的改造和刺激。他們至今還要為那一切背負罪責，這是應當的。但從被空白侵入的角度而言，他們和他們的受害者并無不同。這場浩劫同時掠走了雙方當事人的生命，無論從感官還是理性，他們都被摧毀了。那些罪人的面孔，同樣成為了劫后的殘余。    相比之下，那個納粹鐵路局局長的狀態比較正常：他可以開脫，事實也給予他開脫的可能，他不在現場。他只是“耶路撒冷的艾克曼”那樣的外圍角色。波蘭前國家情報員的反應也是正常的：他可以哭泣，為他所看到的凄慘景象，或者被撼動的良知無法忍受的痛苦。因為他們不在那個災難的中心，所以他們保持了較為完整的人性，可以運用理智擺脫嫌疑，也可以用感情去感覺。他們只是被浩劫所影響的人。沖擊波把他們撞倒了，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印記。但他們還有能力去排斥那些記憶，不讓他們在生活中占主導地位。這是他們的幸運，但是訪問者的不幸：面對這樣的人，想要挖掘出真相是很難的。他們還可以抵御真相。    ——最真實的人反而是那些集中營周邊的人。他們的地位最復雜：他們看到了，但不能說。他們是見證人，但也是最難以啟齒的見證人。成百萬陌生人在身邊被殺死了，與他們無關，卻把他們放置在道德上的可疑境地。從當時來說，他們可能的確無能為力。不是從客觀條件上說，因為此情此境，要想把人的內心狀態與具體條件明碼實價地衡量是不可能的。他們多半因為恐懼和自保的本能，自然地扮演了旁觀者。對這個地位的合理性他們心中有數，因此在接受訪問時，并沒有多少畏懼和羞愧的心態。但朗茲曼的問題在逼迫他們，這種逼迫促使他們說出一些樸實的——雖然不太光彩——的感受。他們必須聲明：殺人不是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對此十分反感。另一方面，他們也在盡量理解猶太人的悲劇：他們太有錢，他們的信仰不同，他們要為耶穌的死負責。。。他們極力地要訪問者明白：他們只是觀眾，不是當事人。他們不愿也不該被算在歷史的參與者當中。    那個猶太幸存者，“唱歌的男孩”站在一群波蘭村民中間的鏡頭最值得玩味。被采訪的村民顯然沉溺于各自的表達，并不去注意和關心幸存者的在場。就是在這個片段中，一個男人講述了《圣經》故事，認為猶太人的遭遇是上帝的安排。他顯然根本不在意幸存者的表情。幸存者臉上的笑容本來僵硬，此時漸漸消失，變為沉思。但那是種寬容的沉思，因為他在片頭便說過：“你們這些沒有親眼看見的人，是永遠也不會明白的。”    ——效率、流水線、工廠。這些工業文明的概念在此出現僅僅是尷尬嗎？奧斯威辛的運作機制僅僅是一個殘酷的極端事例嗎？除了技術本身被運用于毀滅這一早被預言過的事實，背后的工具理性邏輯并沒有得到很清晰的梳理。機械化毀滅的根源不是技術掌握在了瘋子手中，而是人類在技術文明中生成的一整套觀念制度運行的必然結果。人可以被當作成本計算，就也可以被當作原料處理。人可以被根據生產需要調配，就也可以被當作生產對象加工。這套制度環境的目的是效率和速度。效率原教旨主義認為只要能在單位時間內最有效地解決問題，方法的性質和手段的內容是在所不惜的。這個主義里完全沒有人的地位。人成了效率的手段，正像自然早已成了效率的手段一樣。把人塞到殺人機器里去用兩個小時加工成骨灰，和把失去勞動力的工人身無分文地打發回家，都只不過執行了效率的冷漠原則。人在這種原則中浸染久了，麻木到喪心病狂并不是沒有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浩劫是無法避免的。    希望那些紐倫堡的粗漢們，原本是養雞場農夫和工會打手的人物，不是從《摩登時代》吸取的靈感吧？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們，最熟悉的莫過于工廠的煙囪和轟鳴的流水線。     那時，世界或許應當失去聯想，所有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