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幾年見過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系列，還是一種互動的出版方式，為讀者展示一些老照片的同時，也希望讀者能提供老照片，只要是30年之前即可。也是啊，30年也算有一段時日了。

《郵緣》拍攝于1984年，距今已經超過30年了。影片反映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上海（據說是1982年），街景實地拍攝，與其說是故事片，不如說是紀錄片了。三十多年了，上海的變化巨大。影片一開始的鏡頭，就是丁大森無所事事地在外灘的人行天橋上看車水馬龍。這個天橋對我來說，印象是如此的深刻。1983年9月的某一天晚上，外灘人潮涌動，我就在這個天橋上，第五屆全國運動會的火炬傳遞到了上海，那時天橋上站滿了人，我真擔心那橋會不會坍塌。這個天橋后來被拆掉了，因為要建延安路高架，高架路連接外灘的就是那所謂的最美麗的亞洲第一彎，不過這第一彎后來也沒保住。

大森的家住在弄堂里。大多數上海人的家都在弄堂里，但上海的弄堂并非統一格式，高中低檔都有。大森家的弄堂是比較好的弄堂，過道不算窄，混轉結構，弄堂里沒有雜物堆放，看上去還算整潔。我小時候住的是樓房，比弄堂要好，但我也見過同學家更破爛的弄堂。影片中的弄堂人家內宅結構是：進門后是公用的灶片間，每家一個家櫥（基本是自己或托人打的），中間是客堂間，后面天井里有水龍頭可以洗衣服。

大森在廠里文化補習班的老師，褲子被一個空罐頭給勾住了，老師撿起罐頭后扔進垃圾箱。那個垃圾箱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那個歲月。水泥澆筑的垃圾箱，不能移動，基本是個立方體，上方是個斜坡，挖方形孔，供垃圾扔入，有鐵皮蓋，按設計者的意圖，應該是常閉的，不過誰扔垃圾的時候都不愿意去碰一下那個骯臟的鐵皮，所以基本是常開的。下面一個鐵皮門是供環衛工人取出垃圾的。這樣的垃圾箱一般放置在街角，因為那時沒有封閉小區，垃圾箱同時接受居民及路人的垃圾。從體量上看，垃圾桶不大，不過那時的生活垃圾也少，沒有多少一次性用品（比如飲料瓶、紙巾），商品包裝簡單或沒有（像醬油、雪花膏什么的，都是零拷的），用壞的東西不會扔掉，留著找機會修理或賣給廢品回收站，零頭布等零碎物品經常舍不得扔，放在家里修修補補時用。那時的垃圾桶里應該是貨真價實的垃圾，基本沒有什么可利用價值了。放到現在，這樣的垃圾桶可能一小時就會爆滿。現在一個小區就有很多垃圾站，每個垃圾站都有好幾個垃圾桶，經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在垃圾桶里翻翻撿撿，年輕人往往嗤之以鼻。但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們，在他們的眼里，垃圾堆里很多都不是垃圾。科技在進步，環保在倒退。如果說過去的環保行為是一種被動與無可奈何，今天的環保意識只能靠覺悟和責任了。大森和他的小伙伴去了《大世界》，是找小伙伴的表姐借郵票。大世界總是擠滿了人，看雜技看戲劇，說是看表演，其實是看個熱鬧，因為門票不算貴，外地人到了上海總喜歡去大世界，本地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一次，那時也不限流。大世界的名字一直改來改去，反映了政府對游樂業的糾結。建國后改名“人民游樂場”，意思是回到人民的懷抱，減少一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味道；1958年恢復原名，可能當時有一股回復老字號的風潮，這個名字居然安全度過了文革的前八年，沒有被判“封資修”，也算奇跡；1974年改名“上海市青年宮”，一下子就把這座娛樂城給重新定位了，這讓中老年人情何以堪呢？我記得邊上還有過一個“YMCA”（基督教青年會）的木牌子，不知道里面出過什么幺蛾子；1981年大世界復業。這部電影拍攝時，大世界已經恢復原名了。小時候大世界去得不多，印象最深的就是哈哈鏡，全上海只有大世界有哈哈鏡，這個記錄被保持了很久。我個人的一個記錄也在大世界里產生：我第一次見識小偷。當然我沒有見到小偷，我在洶涌的人群中被擠來擠去，忽然發現某個哈哈鏡的背后角落有一堆錢包，至少有七八個，我下意識地想去撿起來，同伴趕緊拉我走開，并向我使眼色，我忽然明白，那是小偷拿走錢后，把空錢包扔在那里。大森的姐姐最終決定離開上海去安徽黃山的農場，出行的方式是輪船，具體行程不知是怎么樣的，應該是坐船到安慶后再轉陸路到黃山。十六鋪碼頭，從影片上看，候船室已經有了自動扶梯，畢竟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了。十六鋪碼頭，曾經是上海重要的普通百姓進出這座城市的口子。飛機是少數人的奢侈品，火車一般只覆蓋中心城市，跨省的長途汽車實在太慢坐著也太累，高速公路畢竟還沒有開建。從上海到某個小地方去，只要可能，就和古人的思維一樣，水路出行，成本最低、也比較舒適，慢就慢點吧，反正時間不值錢。2廠校老師到丁大森家里家訪，丁媽媽在家接待。場景交代，丁媽媽有一女一男，丁媽媽退休后，子女有一個頂替工作的名額，丁媽媽原本打算讓女兒，也就是丁大森的姐姐頂替工作，讓丁大森繼續讀書。1982年，國家已經恢復了高考，考進大學肯定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國家包分配，考進大專或中專，至少也是干部編制，再不濟進技校，也是有工作機會的。可是丁大森學習太差，無法繼續升學（從后續描述看，不是一般的差，好像連小學文化程度都沒有）。出于傳統的重男輕女的考慮，丁媽媽還是決定讓兒子頂替上班。丁家的墻上有一個“光榮退休”的獎狀。說是獎狀，其實并不準確，因為不是因為獲獎。但退休的人，墻上掛上這樣一幅東西，其榮耀感并不亞于一張獎狀，所以這張上墻的退休證也設計得跟獎狀差不多。在很多家庭，墻上這張“光榮退休”可能會伴隨老人讀過余生。退休，在那個時代，的確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因為體制的關系，很多人一輩子就在一個單位工作，能平平安安在一個單位干到退休，是事業的善終，這張“光榮退休”證無疑是單位頒發給退休職工的“終生成就獎”。我經歷過外婆退休的儀式。單位專門派了一輛車，好像是卡車吧，將戴著大紅花的外婆從廠里送到家里，沿途還敲鑼打鼓（那時單位好像都準備有一支鑼鼓隊），送行的同事至少有二十個人（外婆人緣好），家里站不下，連外面走廊里都站滿了。我剛參加工作后不久，就經歷了車間一位老職工的退休，在敲鑼打鼓送回家之前，車間會議室里還專門召開了歡送茶話會，桌上放滿了瓜子花生糖果，車間領導、班組長、要好同事齊聚一堂，氣氛非常放松，話題基本是對退休者的歌功頌德，絕不會說什么工作上的不足。大家發言的用詞很肉麻，我感覺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當追悼會上的悼詞用。但退休者顯然非常享受，誰不想聽好話呢，畢竟這樣的場景，一輩子也碰不上幾回。丁大森進的是她母親曾經工作過的單位，這個是由廠校老師的嘴里交代的，他的頂替是無條件的，只要丁媽媽點頭，廠里必須收，不需要文憑，不需要技能，不需要面試，只需要政策。從短短幾秒鐘的丁大森在單位里的鏡頭看，他腰間掛著一排工具，應該是一名修理工。不過現實中的頂替倒不一定是子女進父母原廠的。外婆退休后，小阿姨頂替進廠，但外婆退休的是一家模具廠，而小阿姨進的是一家服裝廠。頂替的政策是一種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政策，如同現在的一線城市房屋限購，因為實在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之前，大量的城市年輕人以各種名義（上山下鄉、插隊落戶）離開大城市，去往內地、農村、邊疆。在文革結束后若干年，返城潮流洶涌，大城市畢竟生活條件要好得多，但產業水平沒有根本提升之前，根本無法提供那么多就業崗位。何況，當年上山下鄉運動，不就是為了緩解城市就業壓力嗎？影片沒有交代丁大森的姐姐為何與農場技術員有一段感情，是否丁慧娟當年也是下鄉，然后想盡辦法返城，卻因為弟弟而沒有工作。丁慧娟的遭遇是那個時代的矛盾焦點，既然無法頂替母親，就陷入了一場無希望的等待，等待上面安排工作，這個“上面”可能是街道，也可能是母親老廠。如果不愿意等待，只能像《大橋下面》里的龔雪那樣擺個個體縫紉攤了。不過以慧娟的身份（教師），卻不方便干個體戶。慧娟想就業其實并不難，她的男友一直來信，希望她去黃山農場的子弟學校教書。但丁媽媽認為，就算在上海失業，也比在黃山農場就業強，所以千方百計偷看她男友的信件，了解女兒的感情進程，準備適當時候出手阻止。丁媽媽的想法，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價值觀。但按影片的價值引導方向看，顯然政治不正確，所以影片以丁慧娟去黃山而收尾。3 有過“四大綠”的叫法，形容四個永恒綠色的行業：軍隊，鐵路，郵政，還一個記不清了。文革時期的解放軍軍服，從帽子、上衣、褲子到鞋子，清一色的綠色，被稱為軍綠。普通列車車廂都是綠色，稱綠皮火車。郵政的綠色跟軍隊一樣，從上到下都是綠的，只是色彩上好像稍微深一些。以前在郵局附近的居民，應該經常可以看到壯觀的郵遞員隊伍。在沒有網絡、電話還沒有進入家庭的時代，郵政是重要的信息傳遞樞紐。郵局和銀行、學校、商店一樣，是居民區重要的生活配套內容，一般銀行的旁邊都會有一個郵局，因為跑銀行的基本也經常跑郵局，信件、電報、包裹等，只有通過郵局寄送。在郵政成為社會主流服務機構的年代，跟郵局有關的，會有很高關注度，比如郵票。很多人都集過郵，很多人家里都會有幾本集郵冊。記得班上有好幾個同學喜歡非常喜歡集郵，上副課時經常溜出去，要么去郵局排隊買新票，要么去郵票市場淘寶，顯然，集郵是那個時代的時尚。這部影片以集郵為背景，非常契合當時的社會潮流。影片交代，世界上第一枚郵票是1840年英國發行的。郵票產生的典故是：某男給女友寄信，因為信件的郵寄費由收信方付，也就是現在快遞業的“到付”模式，小情侶為了省錢，約定在信封上畫圈表示一切OK，女友見到畫圈的信封就拒絕收信及付款，信件只能退回。如此，郵政方覺得吃虧了，改為寄付模式，郵票就是付款憑證。英國小女生很實在，把這個秘密告訴了郵差，才促使了郵票的產生。我們的知識青年就狡猾多了，一張郵票可以反復使用多次，方法是，在郵票表面涂上一層漿糊，郵戳蓋在郵票上也沒關系，收信后，把郵票剪下，放到水里浸泡，漿糊和郵戳就一齊化掉了，曬干郵票后可以再用，當然，還得再上一層漿糊。中國的第一枚郵票，誕生于1878年，光緒四年。算起來，比第一張郵票的出現晚了34年，但應該也不算太晚。從晚清全球化進程來看，中國真正實現開放，應該是在1860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外資大舉進入，鐵路、電報等公共設施才開始大規模興建，十多年后根據通信發展的要求開始發行郵票，也在情理之中。丁大森找人借郵票，在大世界演戲的演員，搜藏的都是戲劇人物的郵票。張飛，魯智深，這些藝術人物，無論是以前街頭茶館里評書演員的嘴里說出來的，還是到后來戲劇中的臉譜，再到郵票中的形象，都是通過不同的載體，傳播傳統文化。相對而言，郵票倒是一種安全而連續性強的傳播平臺，受各種不確定因素（比如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小。我沒有正兒八經地集過郵，不過家里也有幾本集郵冊，是父母留給我的，他們也不是特別喜歡集郵，只是大家都在集郵，成為一種時尚。集郵冊里，有很多前蘇聯郵票、文革郵票，體現那個時代的印記。早先流行集蓋銷票，也就是蓋過郵戳的郵票，說那才有價值。后來又流行集新票，沒用過的郵票才有價值。我之所以對集郵不是太感興趣，是因為我不認同“集郵可以增長知識、陶冶情操”這種說法。增長知識可以去圖書館借書看啊，書本上的知識不是更全面更具體嗎？至于陶冶情操之說，我還不太理解情操是做什么用的，而陶冶就更費解了。不過，在傳媒及文化產業不發達的年代，郵票還真是很接地氣的藝術，郵票圖案及簡單的文字介紹，是很多人不自覺接受各類文化的途徑。雖然建國后文盲率大大降低，但文化的普遍傳播似乎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可以用宣傳或文化部門的謹小慎微來解釋，也可以認為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理念在延續，很多東西是具有一定級別或一些特許組織可以享用的。據說《金瓶梅》在建國后也重新印刷過，并根據偉大領袖的指示，只發到部一級干部，人手一冊閱讀，嚴格控制外流。各種文化協會（比如書協、美協、作協）當然是專業研究文化藝術的，可是他們是高高在上的，他們的研究成果與老百姓好像沒什么關系，也就是常說的嚴重脫離群眾。最近有報道，這些專業協會要去行政化了，好得很。像丁大森這樣的青工，其實無從發現自己的愛好，因為他無從知道世上有哪些美好的東西。集郵的確給他打開了一扇窗，發現有比吹牛更好玩的東西。4電視臺搞智力競賽，后來各個單位也搞智力競賽，電影里也出現智力競賽。這段轟轟烈烈持續時間不長，但非常有意思。競賽題目五花八門，百科知識無所不包，大多數內容可能源自于中小學課本，但范圍并不限于此，因為誰也沒有劃定范圍，所以也無所謂競賽準備，各單位努力挖掘才子才女，不需要學問有多深，但知識面一定要廣。影片中的幾道題目，正好出在丁大森的集郵知識點，所以才有戲劇和喜劇效果：發現圓周率的是誰？雙玉讀曲是什么意思？魯迅的著名詩句是什么？一道數學題，兩道文學題。說實話，后兩道題是有點難度的，如果不是有針對性的準備，全靠平時的知識積累，一般會答不全面。雙玉讀曲是《紅樓夢》第23回的情節，林黛玉和賈寶玉讀的是《西廂記》，并且兩個人用書中調情的話在相互調情。我也是在聽了蔣勛的細說紅樓系列才注意并記住其中的細節，如果只是通讀，可能記不得是《西廂記》。至于魯迅的最著名詩句，好像也沒有權威說過“俯首甘為孺子牛”為最。既然是競賽，就有優劣。丁大森為自己的廠贏得了榮譽，各單位也的確把智力競賽的優勝作為單位的榮譽，用現在的話就是軟實力。客觀上，這類智力競賽，的確極大地引發人們對知識的興趣。一方面，很多成年人會回頭把中小學課本翻出來，重溫當初覺得沒啥用的知識。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意識到課本的局限性，（比如紅樓夢是不會出現課本上的），而更多的利用公共文化資源，比如圖書館。丁慧娟除了在家幫母親做家務，基本上就是去圖書館借書看。影片從圖書管理員（丁慧娟的朋友）嘴里說出，丁慧娟的驚人的閱讀速度和巨大數量。那時的圖書館外借，每次只能借一本書，（現在一次可借10本），也不開架，要管理員拿書給你，草草翻閱一下馬上要做出決定，借還是不借，有時候選了好幾本書，管理員就會給你臉色看，于是馬馬虎虎先借一本，回家細讀幾頁就覺得沒意思了，馬上想還掉。好玩的是，圖書館還書是T 1，最快得第二天還。我有過一次，上午借書，下午還書，結果書進去后給告知，借書卡鎖定一天，明天再來。想必借書處和還書處之間單據（借書證）每天清算一次。廠校老師問丁大媽，丁大森去哪里了，大媽打掩護，說大概去圖書館了。其實丁大森從未去過圖書館，寧愿整天在街頭無所事事地閑逛。在街頭閑逛的人非常多，包括那兩個在弄堂里截住周芹要“交個朋友”的兩個小混混。周芹對丁大森最初的好感在于他見義勇為地趕走了小混混，在幾次接觸下來之后，周芹顯然開始全面考察他：“你有什么興趣愛好？”“興趣可多了，踢足球，打康樂球，打少林拳。”“都是武的，沒有安靜一點的嗎？”“聽音樂、看電影、還有集郵。”最后一項是胡謅，因為丁大森剛從鄰居小孩那里知道有集郵這么個事。而周芹一下子來了興趣，她的職業特點決定了她對集郵者的好感，同時也表明，丁大森那么多愛好中，只有集郵算是正經的。丁俊暉聲名鵲起時，曾經引發一輪小小的公眾討論。小丁只喜歡玩臺球，不喜歡讀書，成績自然也是一塌糊涂。小丁的家庭有足夠的寬容，索性就在小丁喜歡的東西上投入。在小丁拿下冠軍之后，頗為自豪地向大家展示，玩也可以獲得成功的。這對惟有讀書高的主流價值體系是個不小的沖擊，很多家長感覺三觀動搖，如果真照丁家模式，那如何教育孩子？好在虛驚一場，過后的結論基本是，小丁模式的確可以成功，但也不宜提倡。但至少，玩已經不被一律看做玩物喪志了。在周芹眼里，玩當然就是玩物喪志了，丁大森的幾項武的愛好，沒一樣入得了她的眼，即便聽音樂和看電影，也只是無聊時的消遣。只有集郵才是正經愛好，才能“增長知識、陶冶情操”，才能體現積極的人生態度。所以當周芹發現丁大森的集郵愛好是假的，立即拗斷，再也不理睬他了。說起來，周芹也就是個普通郵遞員，憑什么看不起青工丁大森呢？但她的眼光極具代表性。那時年輕女性對男友或潛在男友的要求：要有知識，至少要努力追求知識。智力競賽結束后，當丁大森沾沾自喜于幾道題被他答對，但周芹問他：你讀過《紅樓夢》嗎？你讀過魯迅的書嗎？那時的價值觀，男人最重要的不是能力，不是責任心，不是善良，不是體貼，而是有知識，至少讀過很多名著。影片的價值觀體現，也正是八十年代的價值觀體現：知識就是力量。5燕子姐姐陳燕華拍的影視劇不多，這部《郵緣》之后，因為很成功，又拍了續集，叫《女局長的男朋友》，不過反響平平。還有個《賣大餅的姑娘》，不記得是電影還是電視劇。《郵緣》的成功，使陳燕華迅速躥升到一線，可惜只是曇花一現。《郵緣》沒能成就郭凱敏與陳燕華，但卻成就了陳燕華與許子東。拍片時，陳燕華還不會騎自行車，扮演男友的郭凱敏居然也不幫她。華師大年輕的副教授許子東剛與陳燕華相識，就經常在人民廣場陪陳燕華練自行車。自行車學會了，關系也就確定了，不知道當時許老師是不是集郵。陳燕華的主業是燕子姐姐，主持兒童節目，電臺和電視臺都做過吧，她的聲音是最有表現力的，遠超她的演技。不過在片中少年宮的一場戲，卻沒有出現燕子姐姐。影片中的少年宮，是市少年宮，我印象中好像只去過一次，只記得大草坪和漂亮的大房子。少年宮不是少年們想去就去的，得是優秀少年。我自忖還算比較優秀，至少也帶過三條杠，但市少年宮還是奢望，區少年宮倒是去過幾次的，還曾經做過糾察，現在叫志愿者吧。影片展示的眾多紅領巾晚上蜂擁少年宮聽集郵講座，我覺得應該是不真實的。市少年宮的所有活動都是有組織的，并非向社會開放，如同當時的舞會一樣。而那么多小孩晚上外出，居然沒有一個是由家長陪伴的，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當然，如果前者是虛構的，那后者也就無需驗證其真實性了。有人這么評價中美電影的區別：美國電影的故事背景是虛構的，但細節都是真實的。而中國電影正好相反，背景是真實的，而細節都是虛構的。這評論不是沒有道理。《郵緣》的背景非常真實，改革開放，尊重知識，城鄉差異，使觀眾非常有代入感，也能讓我在幾十年后重溫時，產生時代感。細節有很多虛構，比如少年宮。（20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