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真實影院做了次《一九八四》的電影沙龍（http://www.douban.com/event/11265794/），放的是1984年改編自喬治?奧威爾原著的同名影片，約翰?赫特演得很不錯。畢竟是冷戰高峰期，那時候整個鐵幕以西都在擔心蘇聯紅軍的T-72，所以作為電影表演藝術家的赫特先生自然也投身到了這場反極權的文化洪流中去——時過境遷，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后，赫特先生又即將在《哈利?波特與死圣》中粉墨登場，不過細細考量，《哈利?波特》其實也充滿了對于反種族主義、反極權主義的隱喻。所以，雖然冷戰鐵幕已碎，柏林墻都成了涂鴉墻，但在后極權的時代里，Totalitarianism毅然陰魂未散。當晚沙龍的嘉賓是歷史學博士劉明（導師朱學勤），他在點評影片時特意強調了電影對于小說人物的扭曲——不是主人公溫斯頓，而是女豬腳朱莉亞。因為在小說中，中年單身男溫斯頓是大洋國建立之前就出生的，所以對極權之前的生活還有點記憶。此外，溫斯頓雖身為“真理部”職員，但人性、良知尚存，一直在偷偷記日記，反思極權社會里種種不正常的現象。而他對朱莉亞的感情，可能談不上真愛，但起碼也是某種有意識的、自覺自發的人性反抗行為。而對朱莉亞而言，這位腰上綁著“貞操團”紅腰帶的年輕女子，生在極權時、長在極權后，所以在喬治?奧威爾的筆下，朱莉亞追尋與溫斯頓的男歡女愛，更多的是某種生理性的沖動使然，而不具有溫斯頓在理性思考后的反抗意義。對于溫斯頓和朱莉亞的這個差別，劉明認為導演邁克爾?雷德福沒有在影片中體現到位——這一點我也同意。不過這倒提醒了我，后來去翻理查德?羅蒂的《偶然、反諷與團結》（商務印書館05年版），第八章就是講奧威爾和他的《一九八四》（一個有趣的勾連是：在上海譯文09年版《后形而上學希望》中，羅蒂用“反極權主義的實用主義”來論述杜威哲學）。羅蒂在《偶然、反諷與團結》里強調了反決定論?-目的論的歷史觀（順便清掃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同時引證歐文?豪的觀點，指出《一九八四》其實是不是“極權小說”而是“后極權小說”，因為書中描寫的是極權社會已經建立起來后的情形。這個論點對我啟發很大，歐文?豪是上世紀50年代紐約知識分子團體的領軍人物，猶太人出身，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在鐵幕降臨之后開始警醒極權主義的禍害——不過這并沒有摧毀歐文?豪的社會主義信念，后來他還創辦了政論雜志《異議》，寫出了《社會主義與美國》和《列昂?托洛茨基》等名著。按照歐文?豪的區分，溫斯頓乃是“極權的一代”，朱莉亞則是“后極權的一代”。由此看來，兩人的差別也就不難理解了——對于朱莉亞這位“后極權的一代”來說，恐怕還得有個啟蒙的問題，不然身陷大洋國的鐵幕之中，時刻受著“老大哥”和電幕的宰制，哪有什么理性的反思？后極權的一代肯定是缺乏道德意識的，因為他們什么也不信（電影中即有溫斯頓詢問朱莉亞是否相信國家的宣傳，朱莉亞鄙夷的回答：“不信”），所以說，后極權一代是在充滿著恐怖與謊言的環境下成長的，只有身體的快樂是他們唯一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李慎之先生在評述《哈維爾文集》時指出：“什么是后極權主義？后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 ），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這樣就一目了然了，為什么某國的主流媒體和精英份子們總在哀嘆80后、90后們的道德淪喪？“摸奶門”、“脫褲門”之類的事件一俟出現，衛道士們就開始口誅筆伐——細細思忖，這板子究竟該打在誰身上？——關于這一現象，曾斬獲金棕櫚的《四月三周兩天》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在此不再贅述。《一九八四》有不少正面全裸的鏡頭，用性愛來抵抗極權，這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不過劉明也指出，像朱莉亞那種為性而性，使得整個社會低俗化，則會導致更危險的沉淪。我覺得有道理，但沒想清楚。而且這個問題一旦扯到女權主義、同性戀亞文化等議題，似乎更難糾纏。李銀河先生的觀點，我還是基本認同的。但這里確實也有一個“隱秘寫作”的問題，知識分子要進入公共空間發言，像施特勞斯說的那樣區分“俗白教導”和“隱晦教導”，恐怕還是有必要的。當然，某國的80后、90后們比朱莉亞好（劉明也是8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還能上網。雖有過濾、封鎖，但總能找到打斜杠、翻墻之術。不過網絡社會的來臨，固然有益處，但搞得不好，也會成為民粹主義的廣場和反智主義的溫床，現在看看，對互聯網同樣應該投以警惕的目光（一個有趣的聯想是：如果《一九八四》的故事發生在網絡時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關于《一九八四》中對于極權主義的描寫，劉明認為奧威爾頗多臆想，不足為證。這個我的看法是：一來《一九八四》畢竟是文學藝術作品，不可像社會調查報告那樣苛求，畢竟奧威爾已經算是天才的預言家了，他根據自己在西班牙內戰時的切身經歷，對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射，對“憶苦思甜”大會的天才創造，堪稱讖語（當然若想到反烏托邦三部曲中的其他兩部《美麗新世界》和《我們》——特別是扎米亞京的《我們》——都比《一九八四》早，似乎奧威爾的光環也得打點折扣）；二來嘛，類似的意思齊澤克也表達過，前幾年他來南京大學做演講，就指出：“奧威爾對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他本人對集權社會的分析根本不得要領。他天真地以為前蘇聯真的有那么嚴密的國家機器來控制人們的思想，有條不紊地進行書報審查和洗腦運動。其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從莫斯科的很多解密文件中，我發現當時的國家機器對于很多事情是完全沒有準備的，他們只是倉促地在進行監控，他們也在害怕和恐懼，并不存在奧威爾描述的毫無反抗的統治。”這一點倒是讓我想起對極權本身的定義與描述，劉明轉引他的碩士導師蕭功秦先生的活說：“左、右翼極權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是‘領導’，后者是‘監控’。”不過我倒以為，真正的極權可能就是像奧威爾筆下的描繪，過來人雅斯貝爾斯就說過：“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是一座監牢……牢門一旦關閉，從內部打破監牢便不再可能。”（The Questions of German Guil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2）劉明還指出，“反烏托邦”（當然這詞是后人加上的）反的是“普遍均質化”的社會，這個倒是跟施特勞斯、科耶夫們的想法一致，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圣經如何與新保守主義哲人們的思緒曲徑通幽，頗費思量。我問了個學科學哲學的博士朋友，他說這里確實有邏輯悖論的問題，所謂“自由主義者”的困境，不可不提。《一九八四》沙龍的效果不錯，下次有機會再搞次《動物農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