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沒有人提……安杰依·瓦伊達拍攝《丹東》這樣一部電影有其現實意義，影片顯然在暗示當時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由于嚴重的經濟壓力與尖銳的社會矛盾，1980年波蘭政府推行通貨膨脹的企圖引起大規模罷工，由瓦文薩等人領導的團結工會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發展，成為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公開反對派。時任總理的雅魯澤爾斯基在1981年宣布進行軍管，團結工會轉入地下。《丹東》的拍攝日期基本在實施軍管前夕到1982年底瓦文薩獲釋這個時間段，那時組織松散的團結工會雖也呈現出派系爭端的趨勢，但還沒有很激烈，因此不難看出影片中“羅伯斯庇爾— —丹東”是在暗示“統一工人黨——團結工會”。 開頭關于面包短缺的爭論很有象征意義。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陰謀，由“那些想誹謗政府，并煽動人們反抗的人”實施；而另一人則認為是政府所為，“權力的腐化，這是老生常談。”這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波蘭人對當時的經濟與社會危機的看法。造成危機的原因是一些特務與反動分子的蓄意破壞（毛時代中國對波茲南事件也持有此論），還是波蘭官僚為了自身利益而施行黨政專制、干涉企業活動，從而失去了改革現狀的能力（團結工會《活動綱領》）？兩種觀點針鋒相對，但緊接著就被打斷，迎面走來了羅伯斯庇爾的密探與自由主義英雄喬治丹東。 與其歷史形象不同，瓦伊達選擇把喬治丹東塑造成一個自由主義英雄：性情率直幽默，享受生活，鼓吹仁慈和寬容，避免流血與殺戮，最終面對殘暴的獨裁者英勇就義。他將自己心中的瓦文薩投射到了丹東身上，他對丹東命運的同情正是對團結工會運動的同情（順便一說，瓦伊達在2013年還拍過一部《瓦文薩：希望之人》，即便當時瓦文薩已經成了被嘲諷的對象，真實鐵粉）。不同的是，瓦文薩于1982年11月獲得釋放，而丹東則死在1794年4月的斷頭臺。 飾演羅伯斯庇爾的演員沃捷希奇·帕斯佐尼亞克，曾在祖拉斯基1972年的電影《魔鬼》中扮演一位效忠普魯士的黑衣人，在該劇中他是魔鬼的化身，癲狂而殘忍。這與《丹東》中那個稍顯神經質的禁欲主義者形象構成了一種奇特的張力。《丹東》中的丹東與羅伯斯庇爾是一個有趣的組合：丹東樂于享受，為人隨性大方，愛美食也愛美女；而羅伯斯庇爾則像個苦修者，神經質的言行舉止，刻板的私生活（被丹東嘲笑是處男）。很難想象性格迥異的兩人竟同為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在不久前還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與其支持團結工會、反對波蘭當局的立場相一致，瓦伊達在電影中也是贊揚丹東、貶損羅伯斯庇爾的，這點已經表現得極為明顯。丹東作為自由主義的英雄，追求民主與自由，最終殉道，而禁欲的獨裁者也受到良心上的審判。他企圖將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顛倒為當時的波蘭政治，在丹東的死亡與羅伯斯庇爾的勝利中，找到一種政治表達的方式。 與《丹東》不同，現實中的“丹東”——萊赫·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最終和平接管了政權，贏得了勝利，“羅伯斯庇爾”們在蘇東劇變中身敗名裂。這似乎是一個美好的結局，自由主義最終擊垮了萬惡的專制。然而勝利之后呢？如果最終是丹東戰勝了羅伯斯庇爾，那么大革命會不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呢？ 回答是相當諷刺的。團結工會上臺后并沒有帶來什么新氣象，而是搞出了休克療法：放開價格干預、國營企業私有化、財政緊縮，削減職工工資與福利，跟哥穆爾卡與蓋萊克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兩位社會主義波蘭領導人均是因為推行通貨膨脹引發工運而下臺）。1989年波蘭國會大選后僅僅4年，國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總統瓦文薩拒絕總理辭職并解散了彈劾他的國會，團結工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兩年后瓦文薩在大選中被前共產黨人擊敗，2000年大選時選票僅1.01%，團結工會也逐漸衰落，其如今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除去歷史的反諷，在電影中，即便瓦伊達處心積慮地塑造丹東的英雄形象，事實上丹東還是淪為了羅伯斯庇爾的陪襯；瓦伊達透過丹東之口對羅伯斯庇爾的指責，更像是對羅伯斯庇爾的贊揚。與他想塑造的那個英雄相比，丹東的弱點太多：狂妄自大，視勝利為囊中之物；決策看似高明，實則沒卵用；做事優柔寡斷，甚至當魏特曼率領士兵出現在他面前準備攻擊國民議會時，他依舊嘟囔著不想流血的說辭避而遠之。與理想主義的熱忱相比，丹東在政治上的表現簡直像個白癡。 丹東與菲利波的對話倒是體現出瓦伊達還是比較忠于史實的。丹東向菲利波自白，說自己和羅伯斯庇爾不同，他并不貪戀權力，菲利波則回答，“我們都知道，你富得足以用不著干涉政治。”歷史上的丹東并不是什么正面的英雄人物，他在革命中投機倒把，大發戰爭財是他被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臺的重要原因。這顯然也是丹東的軟肋，他聽后立刻大發脾氣，想要斷絕與菲利波的合作；當后來他對德穆蘭說著“回到我們平靜而謙遜的生活中”的大話時，菲利波譏諷道，你的生活將是平靜的，而我們的生活是謙遜的。丹東立即回擊：“如果你把貧困視為一種革命的美德，那就加入羅伯斯庇爾吧。” 反觀羅伯斯庇爾，雖然舉止神經，但從始至終都體現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素質。他行動果斷，思路清晰，辯才也并不遜于丹東。在與丹東會面時，丹東能夠指責他的，也頂多是私生活死板地不近人情；而指責他人進行恐怖統治的丹東卻有一個致命的地方，那就是如羅伯斯庇爾所言，專制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措施，用來對付那些在革命中發財的人。他所指的正是丹東。 毫無疑問，1983年的波蘭人民有足夠的理由指責波蘭當局。在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分裂的大背景下，波蘭的哥穆爾卡上臺進行改革，改革內容非常資本主義：否定合作社、實行分田單干，提倡企業自治、市場決定價格，削減中央計劃命令而加強物質刺激。他的繼任蓋萊克繼續施行一些為自由主義者（某種程度上也包括當時的“市場社會主義者”）所樂見的改革措施，“高速度、高積累、高消費”，大借外債以促進本國建設。兩位社會主義波蘭的領導人所推行的改革，其內容與瓦文薩的改革并無較大出入。 然而這些改革（其推行通常被視為某種“民主化”）卻接連導致了三位領袖的下臺。哥穆爾卡改革使波蘭農業生產過于落后，導致食品價格飛漲，哥穆爾卡試圖推行通貨膨脹反而引發罷工浪潮，于1970年被撤銷第一書記職務；繼任的蓋萊克實現了短暫的表面繁榮，但很快就因為外債高筑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蓋萊克政府不得不凍結工資并將肉類食品價格提高至40%~60%，結果再次引發大罷工，緊隨其后的就是雅魯澤爾斯基上臺與團結工會運動的爆發。 對社會主義波蘭的歷史而言，從來沒有什么丹東對羅伯斯庇爾（堅持反修立場的卡齊米日·米雅爾在當時影響力不大，并于1984年被波蘭當局關押），只有丹東對丹東對丹東。對波蘭人民而言，無論是統一工人黨的哥穆爾卡與蓋萊克，還是團結工會的瓦文薩，都不能夠承擔瓦伊達在《丹東》中的想象。如果說羅伯斯庇爾是為了革命不得不采取恐怖統治的話，丹東就是口頭上叫嚷自由民主，實質上卻絕不允許他人觸動自己的既得利益。復辟資本主義不是為著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復辟也沒有給波蘭人民帶來什么更好的生活。 在丹東大聲談論沒有面包就沒有共和國的時候，羅伯斯庇爾戳穿了這種話術的虛偽：停止促進革命，你就是在扼殺革命。一面是自由主義英雄，另一面則是趁火打劫與投機倒把；一面是對自由民主與工人自治追求，另一面則是不斷擴大經理權力，將工人委員會逐漸貶抑為咨詢機構。如果說面包短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那么從革命中大發橫財的丹東們需要為此負多大責任呢？從哥穆爾卡開始，到瓦文薩結束，波蘭從經濟到政治逐步成為西方的附庸。在新生權貴們享受“平靜”的同時，民眾的生活則越來越“謙遜”。“丹東勝利之后如何”本身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就歷史而言，一直是愛說漂亮話的丹東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片尾的男孩來到羅伯斯庇爾床前背誦《人權宣言》。羅伯斯庇爾審判了丹東，男孩又審判了羅伯斯庇爾，然而這兩種“審判”僅僅存在于銀幕上。波蘭人民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不滿情緒是正當的，反抗也依然是正當的，但在反抗的過程中，他們寄希望于丹東，最終也被丹東們代表。東歐官僚困于自身的錯誤路線，在經濟上大步走向資本主義，政治上拒絕政治民主，最終經濟的改革催生出一批新的當權派，而新的當權派打著“民主化”旗幟上臺后繼續拒絕政治民主。無論是瓦文薩還是杜布切克，都將民主口號視為打壓異己的工具，一旦民主到自己的頭上，就立刻轉而壓制群眾力量。 對安杰依·瓦伊達的理想而言，《丹東》是一種無情的嘲諷。在他擔心丹東敗于極權統治會如何時，丹東早已不斷地走向勝利，從上一個丹東到下一個丹東，而真正的“不可腐蝕者”羅伯斯庇爾則從未出現。團結工會中的左翼成員雖試圖與瓦文薩等派系做切割，但在民眾心中，團結工會早已與瓦文薩綁定在一起，再多的努力都無濟于事。1995年時，全波蘭協議工會的成員達250萬，超過了團結工會成員的兩倍。團結工會運動從起初的理想走向自身的反面，恰恰印證了圣茹斯特的那句格言：“革命半途而廢的人終將自掘墳墓。”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評價小農“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這句話或許也很適用于瓦伊達這樣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