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s（1981）是一部長達194分鐘的電影，我竟一口氣就看完了。 的確，Reds有著很抓人的素材：無論是關于少數派的故事（男主人公 John Reed 是美國左翼記者，《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女主人公 Louise Bryant 是美國女權主義作家。其它人物還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戲劇家 Eugene O'Neill ，無政府主義者 Emma Goldman 等等）還是大時代的背景（蘇俄十月革命），都是很容易出戲的。況且導演 Warren Beatty把敘事聚焦在信仰與愛情這個老少咸宜的主題之上，片子拍得是行云流水、雅俗共賞，怪不得當初既叫好又叫座。 然而細想起來，把革命與愛情連在一起，除卻票房的考慮外，也的確是有可比之處的。正如John Reed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Zinoviev所爭辯的那樣，他對革命的熱愛并不意味著要放棄對妻子的熱愛，況且真摯的愛情反而可另革命的激情更加純粹。弗洛伊德的“泛性論”似乎是此說最好的注腳，然而我更愿意指出這是基于自我的本真性（self authenticity）：革命不是裝腔作勢的自我異化，不是社會交換的工具手段，而乃是個體自覺自發的激進性超越——超越自我或者人類當前的某種窘迫的生存狀況。在這種意義上，真正的革命者只可能是John Reed這樣的邊緣人，而不是大權在握的Zinoviev們。Zinoviev需要考慮的問題太多了，他的一言一行隨時可能變成政治事件，于是工具性必須時刻壓倒本真性，革命也就離身體越來越遙遠。反之，John Reed除了對愛情和革命的信仰——那些指向他內心最深處的沖動，什么也沒有，也不可能還有什么。于是革命與愛情的火焰在他的身體里愈發熾烈，直至耗盡生命的最后一點氣力。 革命與愛情的第二個共性—哪怕它們果真具有自我本真性—便是其往往注定要走向幻滅。正如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指出的那樣, “十月革命對于本世紀的深刻意義，與法國大革命對于其同時代的意義一樣，先是使人類最美好的希望轉化為現實，然后又讓他們徹底絕望”（p.45）。John Reed與 Louise Bryant看似傳奇的愛情，他們兩個人的革命，其實也莫過如此。于是當 Eugene O'Neill對獨守空房的 Louise一針見血的指出：John不應當這樣對你，他應當永遠讓你處在焦點的中心的。Louise，這個那么愛自己的女人，自然而然就崩潰得一塌糊涂。幸而在Warren Beatty的劇本里，后來的大時代救了他們：大時代讓Louise隔著那么多人，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望著John的臉，又激動得淚流滿面；大時代也讓Louise終于能夠陪John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并非每個人的革命／愛情都能遭遇這樣的拯救的，或者說，寄托大時代的拯救所反映的不過是深切的絕望（“解放與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許是自由的條件，但絕不會自動帶來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觀念只能是消極的”。見阿倫特，《論革命》，p.18）。革命與愛情幻滅性的實質就在于： 革命／愛情不是萬靈藥，人們卻想用它解決所有問題—不論失衡的社會結構或者人際結構、失范的社會秩序或是心理秩序—朝夕起效，一勞永逸。在這里，我們似乎又遭遇到了那個時代性的問題，亦即我們根深蒂固的線性時間觀，對自我在此世實現的篤信，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存在的焦慮。 我想談的革命與愛情的最后一點共性，便是“由人所開創和出演的一切故事......只有在行將結束的時侯才會揭示它們的真正意義”（阿倫特，《論革命》，p.52）。在我看來，John和Louise恐怕從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愛情會與那樣的一個大時代息息相關，并最終成為其一部分。他們只是跟著內心的沖動在走，應著未知的生活在走，就那樣曲曲折折，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走了下去。哪曉得一不小心，回過頭去，竟成為一段歷史了！然而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意義，又是不可能屬于愛情中的他們的。它只能存在于Louise面對逝去的John的哭泣中，只能存在于她蒼老后的回憶中（如果有的話），只能存在于若干年后人們的談論中。無論怎樣，革命／愛情中的人們不清楚自己行動的真正意義，而一旦認清了意義（如果可能的話），無論合意也罷不合意也罷，革命／愛情卻已然結束了。這樣看來，正如在革命／愛情中所體現的那樣，人們終其一身追求意義的過程— 因存在荒謬的焦慮感而激發的去荒謬化的過程—反而往往令自身的存在愈發荒謬起來：你所欲的，總是在抓住的剎那間逝去；不斷的抓住也就是不斷的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