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辣的諷刺 辛酸的笑——也評《月亮灣的笑聲》范達明一部我國的“時事諷刺劇”或“政治諷刺劇”一些影評家（如梅朵、王云縵）都說《月亮灣的笑聲》是一部“喜劇片”i。應該說，總的來看，這是正確的；但我覺得又說得不夠具體，或是話說到口卻未說透，所以，我想湊合另說上幾句。梅朵或王云縵指出了《月亮灣的笑聲》作為喜劇有它“深刻”性與“思索”性的地方，很對；而喜劇一旦如此，就必然要帶有悲劇性與諷刺性。梅朵的文章也講到了“帶淚”與“諷刺”的問題，并把《月亮灣的笑聲》同卓別林的《大獨裁者》與《摩登時代》相比擬，也是發人深省的。聯想到卓別林有一部目前正在國內上映的影片叫《查理?卓別林時事諷刺劇》的，我認為，《月亮灣的笑聲》就可以說是這樣一部我國的“時事諷刺劇”或“政治諷刺劇”。它帶有所謂“活報劇”的性質。不過它不是那種過去街頭演出的諷刺時事、圖解政策的雜耍式的粗陋“活報劇”，而具有一種高級的精湛入微的性質。有人會說，諷刺劇就是喜劇的一種，這是兩個相連的概念。但是我認為，這里說《月亮灣的笑聲》是一部諷刺劇要比說喜劇準確得多。當我未看影片時，我就讀了梅朵的那篇影評。當時我十分納悶：怎么把一部中國農村片（報刊宣傳的所謂上影“三部農村片”云云）去與卓別林的洋玩意相比呢？但是當我一看影片，就覺得梅朵的比擬是深刻的、一針見血的。其實，卓別林的《大獨裁者》與《摩登時代》也都是“時事諷刺劇”，《月亮灣的笑聲》也是。只不過《月亮灣的笑聲》不如《大獨裁者》那樣直接諷刺政治“大人物”罷了。確切地說，它更類似《摩登時代》：《摩登時代》諷刺了一種政治制度下的經濟政策在城市與工業社會的典型表現——人的異化；《月亮灣的笑聲》則諷刺了一種政治制度下的經濟政策在農村與農業社會的典型表現——人的浮沉！《月亮灣的笑聲》辛辣諷刺的對象——這是影片中無形而處處在的一個最大敵人——就是“政治”！《月亮灣的笑聲》是一部反“政治”的政治影片。它是一部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撥亂反正了的今天政治（經濟）立場上去直接反對“四人幫”的罪惡政治，特別是罪惡的農村政治的政治諷刺片！因此，雖然從表面上看，影片通過慶亮與冒富兩老攀親家的反反復復的過程，展開的是一幅近六年來中國農村的社會風俗的圖畫，但是把影片簡單地歸結為“農村片”或“農村喜劇片”之膚淺，實在是顯而易見的。影片辛辣諷刺與著力抨擊的直接對象那么，影片辛辣諷刺與抨擊的這個“丑”的審美主角、這個“四人幫”罪惡政治的化身是誰呢？是那個手執軍用褲腰帶、把冒富趕到“地富分子”那墻角邊去的民兵營長嗎？是那個三次給冒富寫報道拍照片的記者嗎？是那個兩次為女兒退婚、從而由親家變為冤家的慶亮嗎？都不是。影片編導有他們自己堪稱大智大睿的政治境界與膽識。在編導看來，這些一度執行與順應“四人幫”政治下的農村政策的具體人物，也是值得同情與可憐的在政治上同樣麻木不仁（因麻木而不仁）的小人物。一方面，他們多少壓迫與欺負了像冒富這樣的勤勞一輩子的農村最下層的典型的中國式的老農，一方面，他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種罪惡政治下的一種工具與犧牲品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太同意梅朵文章中認為應當也把諷刺矛頭更多地對準那個“風派記者”的說法。影片目前對那個確是“風派記者”的處理還是適當的，否則打擊面就會太寬——在我們這個政治高于一切的社會里，當時又有哪一個在新聞機關干事的人能夠完全避免不隨風倒、不受“政治”染指呢？否則傅彬（影片《苦惱人的笑》主人公）就不會“苦惱”，就不會生平第一次去撒謊騙取病假單了。像《法庭內外》那樣，把諷刺矛頭過多地集中在那個其實也是很可憐的“抬轎子”的林秘書身上，我總覺得不太公平。那么，這個“四人幫”罪惡政治的化身是誰呢？可以說，在影片中，它沒有物化為人，而是物化為物——即名為《江南日報》的那張報紙。影片中，這張《江南日報》所出現的兩期，全是胡編亂造，充滿了虛偽與欺騙——先是把尚未“暴發”的冒富，硬是配上別人家的收音機與縫紉機，拍照登出，以示其富，作為狠批林彪“國富民窮論”的反證；再是把明明是自盡其力、自食其“橘”的冒富，硬是橫加一個“資產階級暴發戶”的嚇人罪名，在頭版頭條登出專論，以作為他們“大批資本主義”的活靶子。在這張報紙眼里，在兩年內干著同樣勞動的同一個人，可以一下子成為社會主義勞動的人民英雄捧上講臺，又可以一下子成為資產階級暴發戶的階級敵人而趕入牛棚！顯然，這張出爾反爾、肆意魚肉善良百姓、掛著黨的招牌卻毫無黨性原則的報紙，就是影片辛辣諷刺與著力抨擊的直接對象。“報，我才不聽報上的呢！”影片通過冒富這一發自肺腑的樸實而真切的語言，集中地道出了廣大人民對“四人幫”政治的無比厭惡與憤慨的心聲，也引起了廣大觀眾政治感情的強烈共鳴。它使我們看清了“四人幫”的政治及其喉舌的“黨報”曾經墮落到了何等丑名昭著、不得人心的地步！冒富的人物形象與典型意義影片是把老農冒富在“四人幫”這種罪惡政治下朝令夕改的農村政策帶來他個人命運的折騰與沉浮的悲劇，作為貫串全片戲劇沖突的主要方面來表現的。顯然，把冒富這個影片中具體出現的真正主人公，像影評家梅朵、王云縵那樣簡單地視為一個喜劇形象，我實在不敢茍同。固然，在冒富的形象中也有使我們發笑的東西，也可以說是有著喜劇因素的滑稽成分。但是像冒富這樣一個被政治愚弄的純樸老農為我們帶來的笑，是同情與共鳴的笑、可憐與可親的笑，即含淚的笑、辛酸的笑。這種笑與對“四人幫”罪惡政治與政策的痛恨與嘲笑絕不一致。即令是冒富被當作“四人幫”政策的活典型，在四處巡回做“批林批孔”報告時，影片都沒有把批判與譏諷的矛頭對準他，我們仍然覺得他是那么可親可愛。因為每個有那段經歷的觀眾都記憶猶新：當初可以說整個中國一代人都有著如冒富那樣的受政治愚弄的可悲命運。我們對冒富只覺得感嘆與哀憐，為他深受“四人幫”的冤屈而辛酸與悲憤！顯然，在冒富的人物命運中更多的倒是悲劇性的因素，因此，與其說冒富是個喜劇形象，倒不如說他是個悲劇形象，或者說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悲劇形象，至多也是個悲喜劇形象。影片塑造的冒富這個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藝術典型意義，是影片《月亮灣的笑聲》的最高成就。在冒富身上，不但體現了十年內亂中整個中國勞動農民的本質，而且幾乎是概括了整個一代中國人的特征，其中的某些意義，甚至超出了十年內亂的歷史期限。這個形象的成功，除了編導的構思，應歸功于演員張雁的高度表演才能。關于喜劇人物慶亮影片真正典型的喜劇人物是慶亮，他是觀眾直接而集中發笑的審美目標。影片溫和地嘲笑了這個肚里既喝點墨水也灌滿黃湯的見風使舵的丑角形象。他是一枝敏感的水銀柱——隨“四人幫”朝令夕改的政策而升降，以決定自家與冒富家的親疏關系，時為親家，時為冤家，使兩家子女的自由戀愛自由婚姻涂上了一層政治戀愛政治婚姻的滑稽色彩。影片塑造這個喜劇人物的矛頭所向，還是在“四人幫”的罪惡政治與政策上。從“笑”到“笑聲”兩年前的1979年，上影成功地搞了一部也是充滿政治諷喻色彩的影片《苦惱人的笑》，那部影片的悲劇性還要深沉些。從“苦惱人”到“月亮灣”，從“笑”到“笑聲”，表明上影的電影創作家們的眼光已不局限于體察城市知識分子在那個年月的痛苦思索與彷徨上面，而是投射到更廣闊的下層百姓，看到了蕓蕓眾生的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命運的沉浮。因此，當月亮灣人得到了今天的解放，那就不只是單個人物的內心喜悅的無聲的“笑”，而是融會成廣闊的中國大地上的朗朗的“笑聲”了。《苦惱人的笑》與《月亮灣的笑聲》題材與主人公不同，它們被準確地采用了各不相同的、各得其所的電影表現手段與美學風格，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此，不要認為我這個上海人的家鄉觀念的偏愛，事實上，在全國大小電影制片廠中，上影確實走在前列；他們得到表彰是當之無愧的。                                    1981年8月6日寫于Y.C.2005年9月3日錄入電腦于杭州梅苑閣影片信息：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彩色故事片（9本，1981年）編劇：金海濤、方義華導演：徐蘇靈攝影：張 珥作曲：徐景新主演：張雁（江冒富）、仲星火（慶亮）、顧玉琴（蘭花）、寇振海（貴根）、談鵬飛（德山）、歐陽儒秋（蘭花媽）、馮廣泉（記者）、朱莎（余二嬸）i 參見梅朵寫的《一部深刻的喜劇》，載北京《大眾電影》1981年5月號；王云縵寫的《笑聲后的思索》，載貴陽《電影評介》1981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