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韓江曾這樣評價《關于女兒》的作者金惠珍：“ （她的作品）從不回避自己的目光，直視世界和人類的內心。 ”

從2022年引進出版以來，《關于女兒》這本書就持續擊中讀者的內心。社交平臺上，女孩們借著這本書反思自己與母親的關系，思索人與人之間如何達成理解，也由此生發出對整個父權社會的詰問。 如今，這本反響熱烈的暢銷書《關于女兒》被李美朗導演改編為《關于我的女兒》搬上電影熒幕。雖然片名和書名都用了“關于（我的）女兒”，但這個故事寫的其實是“關于母親”，關于一個六十多歲的女人。

關于女兒8.4[韓] 金惠珍 / 2022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01 關于我母親的一切 故事中的“我”是典型的東亞好媽媽。年輕時為了家庭辭去教師工作，為了生活做過刮墻面、駕駛幼兒園校車、推銷保險和在餐廳做飯的工作，最后來到療養院擔任看護。丈夫去世后，女兒便是“我”唯一的親人。可女兒不僅沒有能成為“我”希望中的大學講師，還干脆利落地“殺死”了“我”期待中的那個乖女兒，朝著不婚不育的方向大踏步走去。 從文學到影視劇，母女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個重要主題。主角大多數是成長中的女孩，母親則往往令人窒息。而在《關于女兒》中，成長的故事線卻出乎意料地落在了母親身上。這位把整個家背在身上的母親，從某個角度講，也正是一位被父權社會馴化得很好的“女兒”。在她的認知里，只有異性戀婚姻才能保護女兒，才能保證女兒老后的生活。同時，也只有女兒的婚姻足夠“成功”，才能證明母親“我”有努力活過這一生。 但母親最終并沒有等來女兒的佳婿，等來的反倒是女兒帶回家的女朋友。

同住在一個屋檐下之后，“我”再也無法逃避女兒是女同性戀的事實。困惑也好憤怒也罷，當女兒所處的世界逼近在眼前時，“我”終于不得不試圖進入它，嘗試理解它。這時，六十多歲的母親反而變成了學生，要開始了解和學習自己認知之外的東西。 比如，在女兒談到與伴侶的關系時，母親“我”也開始重新思考愛是什么—— “我正在思考人們說起愛情時，用來填補愛情這個空洞虛無的詞語時的種種細節。 好比說，你們兩人躺在床上，在夜里摸索彼此的身體時，你們能做些什么？要怎么做？假設那可以稱為性的話，你們是否能夠擁有身為女人感受到的快樂或歡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是什么樣子？”

金慧珍還巧妙地利用細節塑造母親與女兒的身份互換。故事的前三分之二，多次寫到母親故意晚回家，甚至不回家。就像青春期的女孩，母親“我”不想回家，就算回到家也會馬上躲進自己的房間。 一代代女性成長為長輩后，總會不自覺地成為父權制的代理人，替父權編織一張張網，將下一代女性織進網中。同樣的，想要用女兒的人生來證明自己存在的母親，又何嘗不是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呢？作者金慧珍在以第一人稱構架整個故事的同時，也帶領讀者指認了父權的“鬼影”。書中雖很少著墨男性，但男性或父權可以說從未缺席。 故事中的母親此前從未懷疑過父權烙在自己身上的印記，但當她目睹女兒和同事曾因性少數身份受到不公平對待，甚至身臨現場觀看到他們受苦和被排擠之時，母親的心碎了。生平第一次，她對整個父權制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疑問： “看到我的女兒受到這種差別待遇，我感到很心碎。擔心我那會讀書又學識淵博的孩子，會被趕出職場外，在金錢面前手足無措，最后受困于貧窮之中，到老還要像我一樣去做苦力活。這件事和我女兒喜歡女人一點關系都沒有，不是嗎？ 我并不是在懇求你們理解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們放手讓他們去做擅長的事情，讓他們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冀求的只有這些。” 這些母親的獨白，溫柔而可貴。金慧珍在描繪這位六十多歲普通女性的身影與生活時，既沒有過多的同情，也沒有過多的苛責，干凈節制。這也給了讀者們一次難得的、貼身觀察東亞母親，體會她們身上脆弱與局限的機會。

02 不妥協的人 在韓國，金慧珍被稱為“描寫社會弱者的小說家”。我第一次注意到韓國有這樣一位將筆對準社會暗處的女作家，是以讀她的首部長篇小說《中央站》為契機。當時，我正在網上圍觀臺灣網友關于如何稱呼無家可歸者的討論，順著“游民”“街友”“無家者”等關鍵詞，我搜到了這本以無家者為主角的韓國小說。 故事伊始，主人公“我”露宿街頭；結尾時，“我”卻加入拆遷隊，成為拆別人房子的黑衣人。

作家金慧珍

讀完后，我涌現出想要更深入地了解這位作者的念頭。所以一邊讀她在臺灣出版的《關于女兒》，一邊查她的資料。她似乎更習慣于躲在書后，很少接受采訪，也沒有公開的社交媒體賬號。通過為數不多的采訪，我似乎找到了一些她的蛛絲馬跡：在靠寫作為生之前，曾四處打零工；因為沒有正式的工作，被家人趕出家門，和自己的貓咪度過了一段非常困難的日子；家中的弟弟也沒有所謂的“正經工作”，但父母并沒有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弟弟。 她喜歡在咖啡廳寫作，透過窗戶，她可以看到路上的行人、被扔在街邊的廢舊沙發。她似乎是一位紀錄片愛好者，非常喜歡中國紀錄片導演王兵……她在所有照片里的笑容都是羞澀的，面對鏡頭也顯得很拘謹。衣著方面，她總是穿著簡單的襯衫或外套，戴著手表，背著雙肩包。 她的寫作生涯并不算長，但每一本書都不禁讓讀者感嘆：“唯有把自己完全倒空，在那個世界活過一回，才能寫出這樣的故事。”2012 年，她以短篇小說《小雞快跑》踏入文壇。在這個故事里，送餐的外賣員意外接到一位顧客的請求——“請幫助我自殺”。2013年，她憑借長篇小說《中央站》獲第五屆“中央長篇小說文學獎”。她第三本小說《關于女兒》在韓出版三個月內加印了至少16次，賣出30000冊，成為繼《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再次掀起女性文學閱讀與討論熱潮的現象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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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長篇小說，她也寫過幾篇短篇小說，有拆遷故事、同性題材、普通打工人……“我似乎總是對不妥協的人感興趣”，她在一次采訪中說道。 譯者簡郁璇用“頻頻回頭，舍不得離開”來形容翻譯完《關于女兒》的感受。讀完本書的我也有這樣的感受——那時正是2020年，臺灣剛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地區沒多久。那一年，臺灣同志游行的主題是“成人之美”，LGBTQ群體不再只是被看見，更被真正地尊重與理解。在那段時間里，我讀了很多與“柜父母”（同性戀孩子的父母）相關的采訪，比如LGBTQ志愿者徐志云寫道：“十多年過去，‘柜父母’的樣貌也漸漸發生了改變，尤其這一年來，到我門診處的同志父母，已少有人再說出‘同志這么變態、不正常’之類的話，即使心中并不認同，這些父母多半也會說‘我知道同性戀不是病，大家都跟我說同性戀也沒關系、孩子開心就好，但我還是覺得……’” 讀到這些文字時，我不斷想起《關于女兒》的情節。書結束之后的故事也會是這樣吧，母親依然無法完全理解女兒……社會對少數族群的認可依然是一條漫漫長路。不過，這樣的故事終于擁有了一個以“我知道”為開頭的轉向，不是嗎？正如《關于女兒》在簡中世界里無一字刪減的正式出版，這一切才剛剛開始，但依然多么值得高興啊。

03 講述女性的故事 一本書最重要的肯定是內容，內容之外，我很看重作者切入一個議題的角度。這或許與之前做新媒體的經歷有關，同一話題很多公眾號都在寫，除了作者行文風格上的區別，作者切入的角度與文章最后的落腳點是脫穎而出的關鍵。但角度不是越獵奇、越小眾越好，而一定要去獵奇化，一定要無限接近最真實的人。 2022 年 11月17 日，出版人卡門·卡利爾（Carmen Callil）去世，她創辦了女性主義出版社Virago Press（拉丁語“女戰士”的意思），出版了阿特伍德、帕特·巴克、瑪雅·安吉羅等女作家的作品，重新定義了商業出版社的面貌。近幾年非常流行復興被忽視的女作家，Virago 在 1973 年創立時就確認了這樣的目標。卡利爾在 2008 年為《衛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創辦 Virago 是為了打破沉默，讓女性的聲音被聽到，講述女性的故事。”

Virago Press 創始人合影，右一為卡門·卡利爾

近幾年，國內女性主義相關書籍的出版與討論度看似火熱，其實仍處于需要大喊的時期。我們需要更多、更多元、更多角度的作品。 在我心中，《關于女兒》的出版填補了其中一小塊空白。六十多歲的母親，從一位母親回到一個女人，母親與女兒才能夠達成彼此的理解。該書是一頁韓語文學的第一本書，明后年會有至少三本韓語非虛構作品出版。這些書從不同角度為我們刻畫了韓國當代女性生存的處境，每一本都在努力掙脫社會的目光，赤裸且真誠。 最后，希望這些書可以走進一些人的生命里，成為某些情感與傷口的通風口。玫瑰少年的痛不曾遠離，但我們可以用盡全力阻止新傷口的出現。 （* 本文作者為《關于女兒》簡中版編輯夏雪宜，原文首發于“做書”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