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區別一位藝術家是真瘋還是假瘋，是只在電影中瘋還是生活中也瘋？ 金基德的《阿里郎》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辨別樣本，這部紀錄片可以看成是金基德對自我精神病癥做出的診斷報告。他既是精神分析師，也是精神病人。 于是我們看到金基德在《阿里郎》中不斷切換于兩種角色：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一方面，他拍攝另一位身陷囹圄，拍不出電影的導演；另一方面，他又化身被拍攝的對象，對著鏡頭“哭訴”（字面意義上）。 這不是一種藝術手法，而是真正的人格分裂。 同樣因為外界原因拍不了電影，伊朗的帕納西拍過一部類似的電影——《這不是一部電影》。相比而言，帕納西的電影像是囹圄中人寫給電影藝術的深情詩篇。 看《阿里郎》，我們感覺到一種實在的惡心。導演的自我哀憐，像一個孩子哭訴自己的痛苦，想要博取別人的同情。這是絲毫不留情面地將觀眾拋入共情的海洋，好像一把槍對準你。如果你不產生一絲同情，你就有罪，就斃了你。 而在《這不是一部電影》中，我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如何在極端受限的情況下繼續創作。帕納西雖然被禁閉家中，無法步出居室，但他仍然能對著鏡頭在室內空地自導自演自己想拍攝的作品。 《阿里郎》是一個預兆，預示著金基德的全面崩壞。除了在《圣殤》（2012）中尚能看到些微回光返照，金基德此后再也沒有拍出好作品，幾乎都是急速完成的爛片：《莫比烏斯》《一對一》《人間，空間，時間和人》，一部比一部爛。 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看似探討深度的人性、架構宏大的命題（時間、空間、宗教、宇宙），實際卻越來越暴露出金基德自身的自戀和不正常。 相反，身陷桎梏的帕納西也沒有放棄電影，繼續偷偷拍攝了《閉幕》《出租車》《三幅面孔》，這些電影反映出創作者對電影的真正熱愛。 甚至在與另一位“瘋子”導演拉斯·馮·提爾的比較中，我們也能明白金基德的不正常是多么奇怪。 拉斯·馮·提爾也患病，同樣拍片，但他拍片是獻身藝術。為了藝術，他甘愿患病，甘愿陷入各種精神折磨。（存在之為藝術） 藝術最終是無辜的、純潔的。這是為何我們在拉斯·馮·提爾的電影看到殘暴的鏡頭（碎尸、兇殺、性……）卻沒有換起惡心或厭惡的原因。因為這些場面被轉換為一種藝術，就像裸女畫無法喚起情欲沖動一樣。 誰又能說他會對庫爾貝的《世界的起源》產生性欲呢？ 金基德是不同的。金基德拍電影是為了緩解病癥，讓他能顯得正常一些。他才是真正的“拍片治病”，如果不拍片，他會瘋掉。 如此才有近幾年那么多粗制濫造的作品，這顯示的不是創造力旺盛，而是病癥越來越嚴重了。嚴重到必須時刻拍片，必須兩天完成劇本立馬拍攝。這不正是毒品上癮者，需要不間斷攝入毒品來緩解病情嗎？ 《人間，空間，時間和人 》的標題如此高大上，但里面有什么？什么也沒有。既沒能表達對人類的憤恨，也沒有表現出什么人性深度。這是又一部《阿里郎》，滿屏幕都是導演個人的曲解、假辯和控訴。 哪位導演會如此自命不凡地取這個標題？唯有上帝。 現在的金基德已然是上帝了，這對于瘋狂迷戀基督的大韓民族來說不是不可能的。因為金基德是上帝了，他才敢說自己拍攝的東西是在探討人間的罪惡，探討空間、時間和人的關系。 是的，我們的金基德已經超凡入圣，且讓他停留在那神奇的境界吧。這絲毫不影響我們繼續向他表達厭惡，倘使我們還算正常的人，還有一些“褻瀆”能力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