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2019年中國電影審查的一條“漏網之魚”。 還是條“殺傷力”不低的大魚。 魚鱗上，鑲著階層差異，教育死角，婚姻拷問，師生不倫。 每一張鱗片撕下來，都能劃傷你，抱著它滾一圈，你會遍體鱗傷。 這是一部每分每秒都處在一種富有建設性的負能量里的電影。 主人公傅重，是位大學副教授，他就想買一套學區房，錢不夠了，于是圍繞在他身邊的離異前妻、腹黑同事、外地保姆、學生戀人全部亂成一鍋粥。

粥最后煮好了，但吃著還是有股糊味，因為，整個社會盤旋的道德底線全被碳化了一番，你對誰都不報以希望。 就這樣一條“毒魚”，在與捕魚者反復纏斗的過程中，竟然“脫逃了”。13天拍完，審查修改了一年多。 這就是陳曉鳴和他的導演處女作《學區房72小時》，但它最終沒有像《藥神》《無名之輩》那樣，封神，有名。今天它票房剛過100萬，對于幾百萬的投資，基本算交了學費。

是的，這片名也不對，一聽就不想看，很像隨便蹭了一個已故的熱點。 好在，這條大魚最終找到了屬于他的大海——豆瓣評論區，516個短評，7.2分。 以及一個對他又愛又恨，又贊又罵的女制片人，虧了錢，還堅決與他捆綁，哪怕他下一個動作，更挑釁囂張，甚至還沒開機就被斃，那也要合作。 前言就寫到這吧。導演閉關太久，已然是一個巨型話癆，有的沒的什么都說，兩個多小時，幾萬字的采訪，勉強精簡到8000字。 但足夠讓你相信，電影這個行當里，這樣自負、要強的織夢者還大有人在，他們為了膠片轉動的一道光，不問所以。 小心，也可能是道鱗光。 01、審了1年多，經歷了什么？ 我昨天還在和屠畫（戲中扮演傅教授的學生戀人袁航）道歉，整部戲剪得最多的就是她這個車震戲。 當時我們是在上海大學寶山校區邊上的通宵咖啡館拍的，很簡陋，什么人都沒有，然后我就把攝影、屠畫跟傅重留下了，交代這段戲動作該怎么做。 我想體現出這場戲跟前面傅教授為了買學區房而奔波的巨大驚詫感，前面是生活流的，可當觀眾看到這里卻產生驚訝，傅重干嘛呢？這是個什么人啊？這場戲絕對通過視覺來產生的。

演員屠畫和男主角管軒

我想讓它能夠過審，幾次跟審查進行一個陳述，不行，第一輪送審就是個巨大問題。這個師生戀本身就難過審，但（刪了這場戲）在戲劇沖擊力上它是絕對的傷害。 最后就變成了我預案當中的小樹林空鏡加聲音了。 我跟屠畫說對不起，沒有能夠堅持住這個東西，然后她就說，沒有啊沒有啊?? 其實那天天特別冷，我們把車正面的窗戶卸下來，機子才能放。那半夜的冷風，我們自己都穿一個襖，抱著好幾個暖寶寶，還吃著特別熱的東西，可她是演員，就得脫了開始演。 《學區房》總共審查了一年多，除了車震，其它刪改的地方，我寫了五六千字的陳述，來說明我為什么這么拍。 最初的有兩條致命性的意見，都在我的溝通之下緩解了，沒有做大的修改。 一個是對賈教授這個人物要做嚴肅處理，另外一個就是袁主席這條線要大改，因為袁主席要求作弊，家長跟老師之間體現出不正當的交易，這種影響不好，負面。

看過你就知道，這根本就沒法改，它這個就是顛覆性的改動。又是長鏡頭，我切哪一段出去改？鏡頭語言都碎了。 那我問賈教授哪一點看出來需要處理？他很有可能是拿學生紅包，改學分，但是我可以保證文本上抓不著我的把柄，賈教授也可以一件壞事沒干。 事實上我也是想寫這么一種人物，這種人叫“蒼蠅”，你說他是個害蟲，沒做天大了不得的事，他就吃點腐肉，在你身邊“嗡嗡嗡”煩，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對付這種人。 結果，審查也滿滿地看出這個意思來，他就感覺這個人好像干了壞事，就說你把他一句臺詞改掉，就是他跟那個塞紅包的學生說，“我有數，我有數”（暗示能幫學生改學分），讓我把“有數有數”改掉。 因為那個孩子是之前試圖賄賂傅教授的人，賈教授對著這個孩子說“有數”，兩者連在一起，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傅教授沒接受改學分，但賈教授接受了。 好，讓我改我就改，那就改配音吧，我把“我有數我有數”改了一個“替我向他問個好”，其實意思一樣！跟“有數有數”沒區別！觀眾一看還是能聯想，倆人談妥了唄！但是我這么一改，審查就過了，就動了幾個字。 還有，傅重和前妻劉家園在廚房聊天說的話，說“咱們這里是菜小，什么叫學區房？人家華明小學那個校友簿打開口全是社會名流”，原來是這樣說的。然后“社會名流”四個字審查不讓說，那我就改。 幸虧我這片是滬語，上海話，我想“社會名流”不讓說，我怎么體現華明小學校友錄就牛B呢，改成叫“戴面落親”（音譯），普通話叫瞪眼落睛，就眼珠子一瞪，眼珠子要掉下來，上海話的一個意思，瞪眼落睛就是說這個不得了，很厲害，這個意思，變成了俚語，改掉了。 還有一個更有意思，就是袁主席在揍傅重的這場戲第一句話，本來是“上床了沒”，審查說這句話不能說。 這個鏡頭是一個近景，四個字，口形還不能太偏，你怎么改？ 又是上海話救了我，普通話改不過來的，上，床，了，沒，然后就改成“作鍋了伐”，就“做過了嗎”，你沒有別的詞可以弄了！真想不出別的詞！結果效果上對上海人可能更好了，“作鍋了伐”，很搞笑，好像又產生了多一層意思，一個母親得知自己上大學的女兒和他的老師發生關系，她不好意思那么暴露地說這句話，用另外一種說法。 最后就是結尾。 原結尾挺灰的，挺暗的，學區房在72小時里順利買到了，但拿的錢是自己學生戀人的母親袁主席的錢，他并沒有把房子賣給更弱勢的牛阿姨，但是他也正因此而陷入了一個深深的愧疚中。 大家在劇照中可以看到當時拍過的戲，后來刪了，就是一群孩子在五顏六色的小學校里坐著，聽老師教他們一起唱《If you are happy》（這也是本片的英文片名）這首拍手歌。 然后在這個歡樂的歌聲中，很多家長也笑著拍著手，唯獨傅重是苦著一張臉，最后我想讓鏡頭推到他的大特寫，讓他看向鏡頭，看十秒再結束。我的制片人一開始看劇本也不喜歡我這個結局。

我想寫的就是傅重這樣一個中產，受過高等教育，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如果作為教育者，他是不是得對自己的道德底線要求更高一點，就像他給孩子起名都叫誠誠一樣。 然而，他刷牙時水噴在玻璃上，印證了潑到牛阿姨臉上的這杯水，不是潑在了牛阿姨的臉上，而是潑在他自己的臉上，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你以為中產都是想清楚的，其實哪有那么清楚，拿住拿不住都先走著再說，它既是積極的又是消極的。 我們得到了審查意見，回來以后，制片人就讓我冷靜之下，冷靜個幾天，不怕時間，我們現在審查沒那么快溝通。 回來我想了3天左右，我說我有了一個想法，就是把這段時間過掉，拍成一個月之后，前面的臺詞改掉，把劉家園原本的臺詞“不夠的錢問別人借借看”改成“不夠的錢問爸爸借借看”，這個扣得解在劉家園爸爸身上，然后把傅重原來說“要不問別人借”之類詞改成“不要問老人借錢”，這兩處臺詞改了之后，說明他買學區房的錢是前妻爸爸借了40萬出來的，不必背負那么重的道德問題去向袁主席求救。 我每次就等待制片人去拿修改意見下來，通過電話會議，完整地討論它每一點的修改意見，然后該申訴就寫，幾千字地寫，然后申訴不通過，再想招兒改。 改完就出帶子，新帶子出完寄北京，寄北京以后，制片人再跑，那也真是跑斷腿了。 當然制片人因為長期做電影的過程中也有一些經驗，那么可能還問得著。 所以我在想，如果沒有制片人，是我跑，今天咱這片還沒上呢可能就！ 在這樣的情況下審了一年多，除了題材本身有社會敏感性以外，還有就是從去年以來，大家都知道電影局和中宣部的一些人事調整，崗位上內部需要誰干什么都重新捋一遍，這個是一個正常的崗位機制的輪換，但是對我們具體的制作來說，可能就在時間等待上要付出更多了。 你原來可能幾個工作日，30個工作日會給你信。從去年開始就不是這樣了，我等倆月才給你個信都有可能。

每次等審查意見的這段時間我干嘛呢，我啥都不敢干啊！ 有人找我拍網大，拍電視劇，掙個錢什么的，我都不敢去。 為什么呢？我一去拍，拍到中間的時候局里來意見了，我在劇組我不可能回去改。 所以我當時一門心思就是要等這個修改，那么與此同時我還能干點什么呢？我就寫了兩個電影劇本，在去年又完成了兩部電影的劇本。一個是兒童冒險電影，冒險喜劇電影。另一個更社會性、更接地氣的《學區房》的升級加強版，已經改了三稿了，容我保密一下。 但是你不能因為那個困難就裹足不前，我就一個個攻克。用我制片人的話就是說我跟你合作真累，我得把我朋友圈從局級單位上升到部委級單位才行。不然她招呼不了這些事。 過完年，制片人找到了衛建委相關管劇本的人，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找到的，反正我該給的壓力得給到她，你去找啊。 這也證實了人的能量是無限的。當然也是基于劇本，我們現在也在等待審查領導給新的意見。 電影這個東西，它是提出問題，但是解決不了問題，也沒答案可給，給答案的是記者。我干過記者，追求真相，事實上記者也是個玄學，根本TM沒有真相可以提供。 我是導演，我只是提出一些有趣的觀察，有趣是什么？就是你明明有差異，但是有一樣東西可以把你們“唰”拉平，就像我是貴族，你是我仆人，但大家都是猶太人的時候，在集中營都光著是一樣一樣的，仆人可能最后還救了你呢！ 這種人物的勢能的轉換和物件的勢能轉換是最有戲劇性的，所以我其實特別關注勢能轉化，階級差異這些我可能有，但在我創作中它絕對不是主體，創作中我只關注勢能轉換。 說到頭，如果沒有一個電影制片人來做我這個戲的話，我就把這劇本扔了，或者就擱那兒。 多虧了我的制片人，她叫馮郇。

02、神之制片人，怎么“勾搭”來的？ 2017年的時候突然就很奇怪，一個至少得有八九年沒聯系的老同事問我在干嗎。我說我在家里寫電影劇本，他說你要搞電影啊，我介紹個朋友給你認識，然后就把制片人馮郇介紹給我。 之前他沒敢介紹，他怕我不靠譜，很久沒見了，對不對，現在騙子也多，然后我把《學區房》故事大綱先給他看了一遍，這個大綱就得有快8000字了，大綱都寫這么多字，這個人應該不是騙子，就給馮郇介紹了。 馮郇老師正好是到上海來一次，我就趕緊去跟她見了個面。去之前我稍微了解了她一下，知道她很早就開始搞電影投資，也做過各種類型的戲，不管這個參與的淺還是深，都接觸了。 我不是說她一定行啊，我也要聊，我當時也不是一個沒頭蒼蠅似的小年輕，扎到誰身上是誰，我要知道她的能量有多大，制片人能量就是社會協調能力、社會關系的組織能力。 她見到我就問我，你這個故事說什么，她當時還沒看劇本，我說就是講一個大學副教授在72小時之內搞定一套學區房，為了自己的女兒幼升小。用了一句話，就這么一個故事。 她說這個有點意思哦，因為她們家孩子也大了，也經歷過買學區房，北京四中，然后她又是上海人，片子有相當一部分滬語。那么她就特別有興趣，之后說你把劇本發給我看看。 我就發給她了，發給她了之后一個禮拜沒動靜，正著急撓頭，她唰唰唰來了最起碼二三十條語音短信，然后說這個劇本怎么打動她，怎么從她這個七八十個電影劇本當中脫穎而出。我肯定是有點受寵若驚，我也沒正兒八經接觸過電影界的制片人。 我不是說她就夸我兩句算了，她二十多條語音，很多是談看法和道理，在我的設計思路當中有吻合度，這說明她是看進去了，而且她是認同的。 我就覺得這個人靠譜了，同時她也覺得我是靠譜的，我就說我到北京來一次，我們面談一次。我就去了北京，去了北京就在麗都附近一個咖啡館，又遇到很多電影界的人什么的，很多，都在那兒喝咖啡。 然后我們就坐下來聊了大概一個小時，因為她說我還不能多聊，因為待會兒她跟劉鎮偉導演正好談一個戲，晚上要跟劉導去吃飯。然后我說我不耽誤你時間，我晚上也飛回上海了，就看這一小時聊得怎么樣。 我的意圖就是說，請你來做制片人，那我就準備干了。 她還挺保守，她說這樣吧，我這邊可以幫你推這個戲，你拍完我可以幫你看，拍的過程中我看幾眼都行，還沒答應做制片人，還挺矜持。 那么我就有一種冥冥之中感覺我得干這件事了，不知道哪來的判斷。 飛回去第二天就招募人了，把我電視臺的一些老同事，比如說技術部門的一些領導叫起來，說我要干這個事，大家給我配點人吧，我先墊錢，制片人哪怕不來，我100萬也把它拍完了。 我覺得人應該受到磨煉，憑什么我第一次寫的戲就能拍？很多編劇寫了好多劇本，幾十萬字、幾百萬字的全部廢掉，沒有見到天日的，多的是。

導演陳曉鳴在片場

開始干活三天后，馮郇跟我聯系，打電話，說你怎么樣。我說我已經開始了，她一驚，什么開始了？我說我電影已經開始做了啊，景有些已經找起來了，發給你看，演員我都咔了。 因為有長鏡頭調度，所以我用我的手機做了一些模擬，我前面一周當中有三天，主場戲全部用攝影機走一遍，不然我不敢拍。她想我怎么說得那么細了，然后“嘩”就帶人就過來了，帶兩個制片就過來了。 過來一看，我已經按時按點，就是上午十點到下午的五點，就在我們的一個據點，二十多個人，各工種全在那兒開會，我輪番布置。 這個天是快11月了，外頭很冷，進到我們這兒都沒開空調，都得穿襯衫，這個場面熱騰騰的。她一看是這種勁，當下就決定，就跟我說，曉鳴，這個我來幫你弄。 她說這句話我一下子心定了，因為現場這些人都得我招呼，細枝末節特別多。我當時就想好，我就專心弄劇本和鏡頭上各方面的事，然后她就開始幫我重新整合所有的盤子。

這個非常幸運的一點是，我們這次的投資方，包括參與進來的人，你是個什么人，你周圍的人就會是什么人。 一聽說來了個新的制片人，大家不認識，但通過我的介紹，大家一接觸，充分信任她，大家無條件全部認同制片人的一切指揮。馮郇后來跟我說，這也是在她的電影生涯，或者是她見到的導演的電影生涯中很少的案例。 創作，都很容易撕的，但《學區房》沒人撕，到現在我們虧成這樣了，沒人撕！大家能夠容忍失敗，我們能往一個方向走。

我其實找到馮郇，是一個長遠的想法。我現在后面的劇本創意，都第一時間給到她，讓她知道，讓電影盡快落向實處。因為我是性子相對有點急的人，但是我也是比較務實的，就是執行力相對比較強，就是說這事說到這兒了，我就要求這個事馬上得干到這個樣，有個明確的目標。 這種影響哪來的呢，得謝謝我特別“痛恨”的姜文。 03、很多事研究差不多就開始干！ 我高中的時候在復旦大學的附中，在一群學霸當中，根本就不知道有戲劇學院這個事，我們都是想著北大、清華、復旦、交大。 但我在念高中的時候就是文學社社長，什么話劇社的，就喜歡這個。那我就翻報考的本子，翻到最后有電影學院、中戲、上戲。 那年北京電影學院沒有在上海招生，我就考了上戲導演系，考了北京廣播學院的編導系播音系，都考上了，但因為廣播電影學院它在北京，所以沒去，那年我外婆生病，很嚴重，沒敢離開上海。 當時指導我的是梁波羅老師，是上影的一個老演員，他說你考考表演也可以，我就對表演沒太大自信，更愿意做導演，在后面指手劃腳的，挺好。 狂看電影是念大學的時候，但是上戲跟電影學院有些差異，因為我們是叫這個戲劇（影視）導演專業，影視課是一個輔助課，它不是主體課，我們主要是舞臺，戲劇本體的東西。 但是這所謂輔助課，平常看戲、看錄像帶，那個就是很猛。 我想電影學院、中戲的該有這樣的經歷，就是不眠不休地看，那就是雪花啥都看不見的看，三級片看，毛片也看，反正這些戲就是有暴露嘛，特別好看。 國外藝術片一開始是看不懂瞎看，慢慢慢慢就是看進去了，你量多了以后有個質變。 看進去了以后，你才懂得去看顏色是怎么回事，那我們就對錄像帶不滿意了，這個顏色肯定偏么，開始講究了。我們想方設法從各個地方找片，學校也有這樣的通路，學校是干這個專業的，它就應該去傳播這個見識。 我念中學的時候有看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看完我當時就想我拍第一部電影就把《動物兇猛》給拍了，太有感觸了！ 雖然說的是北京的事，但上海那個期間鬧得也很厲害，我們有很多60后的哥哥什么的，就是我們小時候拖在他們后面，就看到很多，上海的流氓幫派、地痞跟普通市民這種市井的生活，其實在那個年代雖然有南方、北方，但是整體很相似，那種力度很震動我。 當時我覺得特郁悶的事，是突然有一天，看到報道說姜文要拍這個片，我急得啊！我想這怎么辦！我念高中，他就想說拍了，等我進了大學，他拍完了！這戲還得了獎了！然后姜文被邀請到我們學校做演講，我看著他就生氣??

《動物兇猛》被姜文改編成《陽光燦爛的日子》

但是，姜文當時說了一句話，是讓我到現在還記得的。他就說，很多事研究差不多就開始干，想差不多就開干了！就別墨跡！東想西想的，想差不多就開干吧！ 這句話對我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當時沒有理解，就吃了很多“暗虧”，沒準備好就干了，吃虧了。 1997年大學畢業，很多人以為我是個80后，其實我是個70后，看著顯年輕。然后我就去了電視臺，工作了十二年，做過記者，做過主編，做過制片人、編導，各種類型節目都做過，但是，我其實一直想拍戲，主要是想拍電影。 電視劇如果能拍，作為一個往電影導演走的一個過程我也愿意拍，但是沒有人會愿意找一個電視節目編導或者說一個記者去干這個事，對吧？ 零幾年的時候有人找過我拍電視劇，但一去就是三個月，我要去的話，整個部門的獎金就全沒了。我還是黨支部的組織委員，我還得退黨，就是很多處分等著我。我現在還是黨員，最近黨費還欠點，準備交呢。 到現在三十多歲了，我想我再不做個改變怕來不及了，你二十多歲到三十出頭這個還沒特別感覺，三十一過，這種感覺就強烈了。 這是你不經歷不知道，那這個時候我就痛下決心，很多人說在臺里先干著，外邊再怎么（弄自己的事）。我干不了，跟欠誰似的，就是我要出去自己干個別的活，每周還有例會，臺里還有工作，那么我似去似不去的這種樣子，不是我的一個自我認知了。 我挺難干這樣的一個騎墻的事，我就決定徹底退出來，那么就寫了辭職報告，也周折一番，那是2009年。 出來以后，首先前兩年啥都不干，重新開始拉片，電視劇我也看，我都沒想著能一下子拍電影，我想我先把電視劇看看，原先國產電視劇我是不看的，我想不行，這還得跟平臺（合作），萬一我做個電視劇跟平臺接觸，肯定國產電視劇，我得看看，現在國產電視劇到什么水平。 我畢竟工作十幾年了，我在這個當中小有點積蓄，也是趁早就把房子給買了，當年的這種經驗，跟我今天說《學區房》這個戲的創作是有很大的關聯。 過了幾年，不掙錢也不行了。電視臺很多我的以前的部下也好，以前的同事也好，也都紛紛成為領導了，說哥你再來，再做個節目什么的，報個獎什么的。 為什么？電視臺里比我們年輕一輩的人也走差不多了，不是那個新媒體起來了嘛，沒人做節目了，那么我當時又承包了一攬子節目，搞了一年兩年，掙錢。 但是很累很累，它是個脫口秀節目叫《今夜說點事》，寫笑話，結合社會，因為我對社會新聞還比較關切。

我當時在北京出差不知道干嗎，就拿一碗方便面，一瓶可樂，花了一晚上，寫了8000字，一個一氣而成的脫口秀，一邊說一邊演一邊換裝，從古代說到現代，但是說的都是當下熱點事件。寫完以后給他們看，就成了他們這個新節目評審一等獎。 然后就找陳赫，一來一看，日播啊，周一到五天天播，我差點也死了。這8000字還不是說你說相聲段子，按段子寫就行，不行，全得是最熱點，當下新聞，一邊搜，一邊怎么把這段子，怎么演化矛盾沖突，還得換裝，還得道具是什么，全得碼齊了，它是個完整的演出劇本。 天天8000字，我是寫了個十幾二十個，癱了。 陳赫七天以后就練癱。 他就說我實在不行，我推薦王傳君吧，王傳君他適合主持。其實陳赫他想溜，確實也累，每天從白天拍到半夜，后來有一天后半夜他就開吐了，身體實在不行了，嘩嘩吐。 這一吐我一想，糟了這事，不能這么干。那時候還年輕，還就能寫，能動，動動動，最后也不行了，那個是2012年左右，我到這個時候才想，還是得繼續往我寫戲這個角度走。 好，我啥都不弄了，閉關。 差不多在2016年自己投了150萬，拉團隊練手，拍了兩個小的測試片，告知我平臺的朋友我有這么一個方案，剪得很短，十幾二十分鐘就行，我們要做成一個網臺同步的一個周播劇。 拍完以后，他們說，現在有個東西叫網大，你們剪吧剪吧弄成網大吧。就是連特效都沒錢做，就送了網大了。然后跟網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對接，他們就送上去，然后人家一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沒回款。 但是這個過程里，我是自編自導還自己演，等于溫故知新了一下，就是作為演員在這個時候他需要什么，導演在這個時候需要把握什么，攝影和美術在前期的工作有多長的時段是不可或缺的，等等，其實理論上都知道。 但你有了深切體會和虧了血本的這個經驗以后，你這種體悟是特別深刻的，150萬就打水漂了，后來我也沒去問，問還能回來點，但是我覺得我已經沒有空去糾纏這個business的事情了，我想徹底跟這個生意無關。 虧了就虧了，我下面好好的，往院線的電影去做一部，但是前提是，我劇本做扎實的前提是我要請到一位真正的電影制片人。 故事就說回來了，這是我預期，我不知道她會是誰。 然后從2016年底我開始放棄所有的關聯，放棄能掙錢的一切可能，就在家里每天你這個15個小時以上的這個工作強度，分別拉片。 每天拉片在三部左右，然后剩下的時間積累各種素材，查看各種信息，跟一些朋友電話聊聊，聽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設計很多故事框架。就這么累積累積累積，到2017年，開始寫《學區房》這部戲。 現在想，姜文指的“想差不多”就是指人的一種魄力，一種決斷力。當你水到渠成有一股力量推動你的時候，你自然義無反顧去做了。那這個時候你的執行力和決斷力是自然出來的，不是要下多大決心。 他是對的。 *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第一導演（ID：diyidy），別誤解，不是要做導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記錄電影的第一表達在導演！來這的導演，都敢說真話。 *文中圖片均來源網絡，如有疑問請聯系本號。